第二章

共产党

纲领与实施

 

第二章 共产党—纲领与实施

本章讨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并研究国家与与社会的关联问题。它一方面既是抽象逻辑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角度讨论自俄国共产党到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具体历史的问题。

本书中心论点: 国家与共产主义是互不兼容的目标,二者结合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的消极后果, 不仅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共产主义的纲领带来民族国家的未来,但这跟普罗大众的福祉不是一回事。

关键词: 共产党的纲领, 共产主义,国家,工人运动,苏维埃联盟,列宁,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李立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与布尔什维克1917年在俄国进行的突如其来的政变不同,这是赢得内战胜利及战胜外国列强的结果。俄国革命者在十月革命后尚须进行针对反革命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中国“红”军已经取得了上述领域的成功。


1921年,为数不多的几个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共13人,代表57名(!)党员。鉴于成立时自身处于弱势,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寻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联盟。共产党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为“解放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1]。它认为国民党虽然是资产阶级政党,但也是一个在建设独立发达的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革命党”,它承认国民党能够完成“历史使命”。当然,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不能真正完成他们赋予其的任务,因为国民党在废除帝国主义在华影响方面只是三心二意,对内也只是想借助军事获得成功,“而不是”关注社会问题。因此,共产党人一方面希望支持国民党的斗争,同时又希望尽可能通过自己的影响按照自己的意愿使其极端化。结盟主要是为了让他们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从而在最终设计解放了的中国的争论中获得胜利。因此,中共听从了共产国际(第三共产国际)的建议,于1923年与国民党结成了民族阵线联盟。

 

“鉴于这种形势,除集合国民自己之势力,做强大的国民自决运动,别无他途可以自救;(...)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的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6月,引Brandt/Schwartz/Fairbank,1955年,第49页及下。

 

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民族解放与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就上述目标的实现而言,他们有着明确的先后顺序,对于他们来说,民族革命是借以结束被压迫阶级苦难的关键前提。


这样一来,中国革命者从纲领上便将两件互不相关,甚至截然对立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即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将中国从外国列强手中解放出来是民族主权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人以中国爱国者的面貌出现,他们同资产阶级力量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这场斗争的目标是一个自由统一的中国,这是解决他们作为共产党人提出并希望予以解决的所有其它问题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不过,造成他们作为共产党反对派所批评并希望切实克服的中国人民的悲惨处境的却并非其它国家进行的异族统治,而在于统治者固定下来的生产关系,农民和工人屈从于这种关系并在其中遭到剥削: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以及城市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是必须消灭这种所有制,从而建立起有利于所有生产者的计划生产。对于这场斗争而言,土地占有者和所有权人的国籍--无论日本人、德国人还是中国人--无关紧要,当然,如果帝国主义国家不接受对其公民所有权利益进行的剥夺并且进行武力干涉,国籍就变得重要起来。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捍卫的也不是一个民族,而是革命者通过斗争获得的东西,即建立对自己有利的生活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在其“宣言”中也不情愿地承认有关成立“民族统一阵线”的决定是矛盾的。他们信誓旦旦,表示不愿意因为首先要为赢得民族革命而壮大自己就会忘记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为什么必须做出这一保证呢?显然是因为中国社会所有阶级看似都“需要”的民族解放根本就不符合工人与农民的利益,也与共产党人对国家机器对工农进行的经济剥削与压迫提出的批评不相符合。因此,号召进行世界革命以解放“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口号后面便又跟上了解放“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口号,这也清楚表明这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一个民族实行“自决”绝不意味着开始解放被压迫阶级。不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信誓旦旦与反复传达的却是正相反的意思,他们声称民族事业与其共产主义纲领之间不存在严重对立,相反,二者相辅相承,密不可分。


因此,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对两件事情都加以标榜,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将人民群众从剥削中解放出来,将民族从内外束缚中解放出来。理论上,他们不想知道也不愿意适用这两个目标的互不相容,而在实际中他们又始终适用这一点。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对上述矛盾政策的描述及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数十年间经历的形式,首先对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不可调和的对立做一些原则论述(这也是为了鼓励对历史上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项目进行批判)。

共产主义与民族

 

1、“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不是从内容上,而是从形式上来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民族斗争,因为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要战胜的是本国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47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革命的关切--废除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不止于国境,因此,他们呼吁进行的革命阶级斗争就其内容来说是国际的,尽管革命者首先面临的是各自借助武力保护所有权的民族国家。他们两人认为这一思想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在“宣言”前页中讲道:崛起的西欧资产阶级正开始征服世界,它们的利润计划不会止步于任何事情或人,更不要说陈旧的民族习惯与风俗了。[2]


对于他们来说,同样不言而喻的还有另外一个思想,即工人革命运动必须进行的政治斗争必定是一场至少在经历过他们未加任何美化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中间阶段之后最终以完全消灭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斗争。在社会主义新社会中,通过废除剥削工人的资本主义所有权阶级,阶级对立也便废除了,新的共同计划的生产是旨在为其成员提供供应并且借助已经达到的生产力的进步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社会的经济,在这个社会中,人类历史上在之前各个阶段以某种形式存在过的阶级之间的对立将最终被消灭,由此一来,统治强制(继续)存在的理由也便不复存在。此前,一个阶级将另一个阶级排除在财富之外并对其进行剥削始终伴随着国家权力对其提供的保障。如果不再有这种保障,“国家”便会逐渐“死亡”,剩下的便是管理部门提供的功能性服务,那是社会成员自己希望进行的生产与服务:“对物的管理取代了对人的统治”。(恩格斯1882年,224页)


然而,不复存在的不仅是在社会内部行使强权的理由。新的共产主义共同体认为没有对外行使强权的任何经济利益或者政治目的。不存在围绕财富源泉或者销售市场的竞争,在他处同样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革命意愿取决于被损害者在当地起而反抗剥削与国家强权,因此,支持其它地方的革命运动便不同于征服别的国家。剩余的必要强权旨在捍卫建立一个有利于生产者的社会的自由,反对不愿承认这一切的经济与国家利益。


这种社会批判,想要实现该批判的政党以及它所为之努力的社会叫做“共产主义的”,因为其主要特点在于它是成为共同经济组织的联合体,为的是所有参与人的最大利益。共产主义共同体有以下特征,

 

  • 其成员是因自由的决定而属于并参与该共同体--至少在过渡阶段之后,

  • 其目的在于对计划经济进行尽可能合理的组织,

  • 其成员通过实事求是的争论确定该目标并对其实施与自己利益的一致性加以审查,

  • 对于该社会来说,没有比成员利益“更高的”价值。

 

2、“民族”也是共同体。人们试图通过各种(相互矛盾的)方式,借助语言、历史或者文化对此加以论证,从中彰显了某种逻辑上的共性。人们主要是在抽取了属于某个民族的个体之意志与考量的地方寻找形成民族的要素:民族并非自由意愿和理性决定,而是某种形式的“既有之物”,是传统,是命运。说到民族,它听起来有些含糊空洞,这并非偶然,而是必然。说到民族,并不是指日常政治生活的底层,而是指更高的东西。这里对前政治关联进行了预设,这种关联给人的印象是国家及其政府是不依赖于自己的早已存在的民族集体的表现与服务者--此乃本末倒置。


这种架构中,对外将领土划界、对内创造出自己人民的国家的强制社会化被合法化并拔高为大一统的思想,上与下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参与到这种大一统中。由此一来,相对于将所有等级、阶层与阶级“真正”统一起来的东西,一个社会内部所有的差别与对立,包括阶级对立都被宣布为无关紧要,那便是归属于一个民族集体,以及事实上希望该集体获得成功的不言而喻的义务。因此,民族是一个有着对立的确立了政治统治并对此加此利用的公民社会创造的一种集体。


集体的真理性正在于国家的监督以及对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利用。它的日常经济生活的特点是全面竞争,通过牺牲并利用其他“市场主体”而致富是这种竞争的公开目的,竞争者之间的负相关则是这种竞争的规则。正是从这一现实出发--人的所谓狼本性以寓言的形式表明了这一点--,公民竞争社会的成员很难取得一致,为了针对他人捍卫自己的利益,为了防止他人侵犯自己及自己的财产,社会成员希望有一种针对他人而对自己有利以及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即公民国家。由此,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确实知道一个共性,即他们都服从统治权力,他们于是便成为民族的一部分。同样是那些知道自己在日常经济生活竞争中消极地相互依赖并互相猜忌的人,从国家公民的角度而言则视彼此为兄弟姐妹。


这种假定必定是谎言,其最辉煌的时刻在公民日常生活之外,即国家的正式庆祝活动或者大型爱国活动(世界杯!),这种时候,就只有充满了民族情感而相互拥抱的德国人。民族的特点在于,

 

  • 对民族的归属性是国家的事情,而并非由属于该民族的个人的自由决定所决定[3],国家权力是这一共同体的起源及长期存在的条件,

  • 民族的目的是它本身,一方面是无法说明理由的,另一方面是悬浮于一切事物之上的可以填充任何内容的空洞之物,

  • 成员事实上的所有不同与对立均被宣布为无关紧要,因此,只有当各方抛开自己的实际利益时,才会出现民族共同感,

  • 各自适用的民族目的均由统治者加以定义,乐于服务的人民不假思索地接受并实施该目的,

  • 从论战的角度来说,它反对一切个人的考量,相反,作为适用于所有成员的最高价值而发挥着作用,这种价值在紧急情况下要求全体人民牺牲财产和生命。

 

3、因此,民族的利益与共产主义政治很难兼容。这并不令人吃惊,而是符合逻辑的,归根结底,共产主义的批评针对的恰恰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在“民族”中表现出来的东西。这种民族思想疯狂的非理性不仅让公民民族国家没有面临太多问题,相反,它们将民族主导文化视作让社会团结起来的一种积极的应予促进的手段,从而社会获得所需的团结,而共产主义运动则对民族意识形态持批评性态度,它将自己定义为跨民族的。不过,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民族这一难题和问题从一开始就令它十分头痛。[4]这需要加以解释,但本文无法做到这一点,此外仅能简短提及几下几点:

 

  •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就他们所处时代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与民族是什么做出精确全面的规定。“共产党宣言”中有以下句子:“现代国家权力仅仅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以上表述中的“仅仅”二字至少可以解读为其实国家能够比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做得更多,何况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现代资产阶级自己通过与之前的封建状态斗争建立起了这样的国家。不管怎么说,市场经济国家从一开始进行的无产阶级斗争,以及用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的为数不多的实际努力多数均以这种想法为指导,即认为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最终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国家权力。

  • 最晚从20世纪初起,之前一直将国家视为工资斗争及工会组织纯粹敌人的工人运动开始认为法治国家与社会福利国家对工资劳动关系进行的最初监督表明他们的关切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并非完全不合时宜。他们没有将有关工资劳动的法律规定(劳动时间与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理解为国家本身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还必须强迫该秩序的受益者承认长期确保其利润追逐的手段,即对工人阶级的生存需求有基本的兼顾。相对于下述结论,即拥有法律与权力的国家通过保护所有权而建立并维系着这种对工人不利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借助这种秩序,国家制造了所有的苦难,在接下来的第二步中,国家或许会减少相关苦难,至少是以对经济和国家有利的方式提供照料,工人运动更愿意将有关活动理解为国家(看似)更好的“社会的”一面(详见Decker/Hecker,2002年,第29页及下)。
    尽管社会民主政党和极端社会主义政党后来在以下领域有所区别,因为前者认为“议会道路”足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现存国家,而后者则认为仍然必须推翻政治关系,但“改良派”和“革命者”有一点是相当一致的,即二者都认为国家能够不同于此前的“资产阶级代表会议”且比它更好。自那以来,社会民主党努力在民主议会中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它们为这个处于社会弱势的阶级的权利而斗争,致力于对其进行社会福利国家的照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在取得斗争胜利之后,组织起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消灭了资产阶级这一剥削阶级之后,工人应享有属于他们的公正。原有的想法,即必须借助强力加以限制的阶级对立不复存在之时,国家强权便成为多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会消亡”这一对于国家权力的批评性看法越来越让位于对社会福利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所创造成就的赞美。最后剩下的是被混淆的道德观念,在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中,党内理想主义者充满激情地体验着这种观念,而其他党员则更多出于机会主义从战术上事后体味着这种观念。当社会主义的个体战胜了自己所有自私的小资产阶级冲动,并且全心全意认同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利益时,也就是说,当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小型国家时,国家便可以消失了。

  • 当然,上述结论并非由于“共产党宣言”中那名简短而糟糕的句子,也并不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进行国家批判。相反,尽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批判,但从政治上来说,多数运动仍然遵循“良政”的标准进行思考与行动。它反对阶级社会及其结果,它号召被压迫阶级在自己的苦难中不要相信“更高的存在”,并且对国家采取的仇视工人的态度进行了抨击。然而,他们同时也可以将国家想象得与此不同,想象得更为理想,国家是改良--社会福利的,甚或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无论如何,反正是有利于之前被压榨人民的。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运动的批评时至今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理想主义的。(值得称道的例外是1979年劳动会议结论)

 

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国家权力的斗争中,共产主义反对派本想代表其利益的那些人越是以对手的面貌反对他们,他们便越是赞成上述立场。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大多数群众形成了人民,也就是说,作为人,他们知道有一个在自己之上的统治,认为这种权力关系是事实上的自然生活条件,他们最多能够想象借助照料型统治的形式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无论如何,较之外来统治,他们更能忍受本国的统治。与此相应,对于曾想煽动人们与现状做斗争的共产党人来说,人民首先要了解的是自己未来能否获得一个公正的秩序,它还指出了自己的爱国感情,而没有祖国的国际主义与之不相吻合。工人政党并不想长期对上述要求进行全盘批评,那样一来,它们将完全陷入社会边缘,它们的立场将更加边缘化,婉转地说,由于工人政党本身对国家提出的批评并不全面,它们也根本不知道如何进行批评。这样一来,用国家公民--爱国主义思想利用劳动群众进行自己运动的需求便进一步加强了共产主义运动国家唯心主义的一面。


从这一点上来说,有两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欧洲工人及多数工人政党做出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兄弟、为各自民族而战的决定。这便是导致悲惨后果的错误,即从自身对国家的依赖变成支持身处其中的国家。在这之后不久,便爆发了俄国革命,其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开始时仍认为共产主义事业只有在获得世界(至少是欧洲)革命的支持时才有望获得胜利,后来他们发现正是西欧的社会民主国家镇压了希望推翻自己的工人,并致力于维系资本主义国家的继续存在。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新的共产主义实体是不可接受的事故而消灭了它,对待苏区(苏维埃共和国)的方式犹如必须将一个“无赖国家”从世界上消灭掉。因此,正如今天一样,人们采取了直接军事干预,美国、英国和德国军队从四面八方入侵了年轻的苏联。出于封建地位、资产阶级利益或者种族对立而愿意同红色政权打内战的所有人都得到了支持。所有居民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无论其对布尔什维克人的纲领及其“土地与和平”的承诺持何态度。当然,反过来说,部分人出于爱国主义也投奔了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布尔什维克在困境中不想拘泥于保卫革命与保卫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差异,但这样一来,革命之前时代的机会主义便成为了某种有意使用的杠杆,由此开始了第二个历史转折。


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将针对被沙皇制度所压迫民族的政策变成了新宪法的建设性要素。各民族作为政治自治体被纳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dSSR),由此,这些民族获得了旧俄国拒绝给予它们的平等及对其民族特性的承认。列宁从意识形态上对此进行了辩护,称其为落后民族首先需要在民族问题上进行的一种新形式的阶级斗争。斯大林完成了第二个转折,他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也正式告别了革命的国际主义。这显然是考虑到西欧工人阶级暴露出来的民族主义而采取的临时纲领,但苏联政界也不想轻易承认不由其负责的这一事实。出于共产主义思想,“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这一显而易见的缺陷更多被加以重新解释,并拔高为无产阶级在苏联找到了自己的祖国这种观念。一方面,它拉开了让其它国家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进行艰巨考验的序幕(参见下文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第28页)。另一方面,恰恰是正在形成中的苏联的外交政策将诸如应被理解为帝国主义条件下的一种阶级斗争的各民族自决权等标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普及开来并令其登上大雅之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任何一位共产党领导人想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会联合起来,想到它们之间的国界没有任何意义,苏联本身同样如此。苏联为自己建起了一条同社会主义友好国家之间的安全带,在各自国家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的两位共产党领袖铁托和毛泽东则从未考虑过要加入所有劳动者的祖国。


4、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它同时以共产主义革命者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形象示人,这一矛盾表明该党对自己的共产主义及其民族主义进行了重新解释,由此使二者兼容。就其纲领中的共产主义部分,即消灭贫穷与苦难而言,这些共产党人显然是从国家唯心主义角度考虑的,他们对此的理解并不是消灭统治,而更多是阐述社会(主义)国家的理由,这个国家终于真正意识到自己对人民肩负的责任,而不是致力于让统治阶级致富。这样一种替代性国家纲领的前提条件是将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在共产党看来,这一点说明了它为重新实现民族统一与主权而进行的反帝斗争的理由,共产党人对其纲领的这一民族部分同样有着理想主义的考虑。在他们看来,自己为之奋斗的民族并不是民族本身,即阶级社会冠冕堂皇的称谓,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借助其权力维护所有权,公共利益则是长期确保财产所有者以牺牲社会其他人为代价获得好处。新的摆脱了外国影响的民族,即他们想创建的社会主义中国应当是全社会团结起来,在这个落后的国家发展生产力并由此建立一个对所有人有利的国家的条件和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人便赋予民族这个模糊的空泛说辞新的进步内容,换言之,他们对民族包含的共同性是严肃认真的。他们认为,地主和工厂主作为中国的爱国者也必定愿意参加国家的现代化与进步,事实上,他们想让这些人也承诺接受其这种人民友好性解释。因此,一般来说,民族思想发挥的意识形态作用在于让阶级社会的受损害者为了大家的成功而做出牺牲,其真理性是有利于统治阶级及其国家,中国共产党则将这种关系进行了逆转。它们指的是一个对多数人有利的国家,由此反对原有秩序的受益者,希望这些人能够作为中国爱国者为新社会服务。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同国家的民族问题产生战术关系。恰恰相反,这个党真地相信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政府完全没有肩负起这一使命。由于国民党寄希望于利用外国贷款处理财政问题,因此不愿意冒与外国决裂的风险,由于国民党领导人来自富裕的中国阶级,因此不会严格地将国家的财富生产服务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而是“滥”用于个人致富,由于国民党同大地主阶级之间的联系使得土地改革遥遥无期,共产党人自己的估计是他们乃唯一真正希望并能够通过斗争获得民族解放的人,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早该进行的社会革命。[5]


5、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确为民族共产主义或者说是共产主义民族事业而认真奋斗着。对于他们来说,这并非实际的矛盾,而是对两个方面即民族和共产主义既必要又有利的结合。因此,苏联共产党人在十月革命之后艰难达到的二者对等是中国共产党人政策的出发点,事实上,在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近三十年的历史上,这种思想的矛盾性却越来越显现出来,最后导致“民族的内容”战胜了原来纲领中“共产主义的内容”。


民族必然包含着对外界限的关系,由此包含着对外的竞争,否则,民族作为特性便没有存在的权利。正如民族本身一样,这种竞争也可以是理想主义和人民友好型的,例如,社会主义国家的闪光之处不在于利润报表,而在于对人的照顾及颇高的识字率,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时也正是这样做的。在世界上的关切同样如此,即作为民族参与围绕承认与地位展开的竞争,在全世界,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阵营以及在发展中国家。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要求颇高的民族形象,这个民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新社会,它想借此迅速并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摆脱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岁月。不过,这其中包含的民族雄心旋即便与该事业社会主义及照料人民的一面发生了矛盾,这在毛式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特别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大跃进”。显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希望一显身手的真正竞争并非是一场围绕给人民最大幸福的斗争,而是通过金钱与武器进行的。在这场现实竞争中,他们的民族共产主义一无所长,他们取得的所有社会主义成就也无济于事,这让他们开始深思,结果在不到三十年之后,他们宁肯为了民族的成功而摒弃自己的共产主义,而不是相反,即为了社会主义对人民的照料而放弃在全球获得成功的中华民族这一事业。


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其理论与实践努力的实际出发点是民族与社会革命这一目标。这场革命日后的领袖毛主席在1926年发表的较早的一篇文章中对“中国社会阶级”进行了分析,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朋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大概的分析。“(毛泽东,1956年,卷1: 11)


这已经是青年毛泽东开始思考的一个特殊问题。他肯定无法也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确定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对他来说,阶级概念无疑与其在他想发起的革命斗争中发挥的作用有关。根据这一问题,便可以看出各阶级的特点:地主与买办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半无产阶级和贫农是“革命的”,“半雇农比自耕农更为革命,但其革命性逊于贫农”等。毛泽东将所有社会特点与其追求的民族社会革命的目标相对照,对其出于各自经济动机可能采取的态度进行估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早期著作更多并不是有关当时中国各阶级及其经济对立的理论,而是反映了一位坚定的革命者的兴趣。至少在书面上,早该进行的革命已经具有了相当广泛的基础,原则上它包括了整个中国社会,除了代表“最落后最反动生产关系”的“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而所有其它阶级都是“革命”阶级,从民族资产阶级到最贫穷的农民。在此,毛泽东完全清楚“革命”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资本家和对中国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他发现,这个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只是反对“外国资本的沉重打击以及军事统治的压迫”,当“本国无产阶级开始勇敢坚定地参加革命时”,他们便立刻会对“革命表示怀疑”。但是,由于他想动员所有(或者说尽可能多的)力量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他便断然宣布这种区别暂时并不重要。当然,他也可以举出一个“好的”历史唯物主义理由:终有一天,所有中间阶级都必须在白与红之间做出抉择,“因为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世界上两种推势均力敌的力量即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正在进行决战”。


因此,从内容上来看,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关注的问题是可能让中国社会的哪些力量支持自己的立场。在此,为首先进行的民族革命结成尽可能广泛联盟的兴趣显而易见起着主导作用,这样一来,年轻的党员毛泽东便在当时共产党人的争论中展现了典型的恶习。

理论与实践

 

因为他和他的同志们所理解的“理论”颇为与众不同。对于他们来说,理论更多并非人们彻底颠覆改变现状的愿望时所需要的精神努力。事实上,共产党人应当能够解释清楚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为何必定以牺牲大众为代价,资产阶级国家为何必定是阶级社会,帝国主义和战争为何必定属于这种类型的经济与国家。首先,这种认识粉碎了下述幻想,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可以很好地实现改善世界的愿望。其次,它避免让那些坚定的甚至可能是成功的革命者们犯下后果严重的错误,例如,恰恰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理想作为其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的指导路线(详见第一部分第四章“论战意义上的中期总结”)。


相反,对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来说,形成理论首先在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汇推导出哪种政治决定、哪种联盟伙伴以及哪种路线是对现状做出的恰当而且是必然的历史历史性回答。我们不能指责当时的共产党人因为实际斗争而忽略了理论,恰恰相反,他们博览群书,自己也写东西,而且进行了激烈的争锋。当然,他们在思考和争论时的意图是别具一格的,因为他们恰恰是在就事情本身而言根本不涉及理论问题以及相关问题根本无法或者根本不可能单独通过坚持或者反驳某种论据就能够做出抉择的时候以极大的魄力形成着理论。共产主义革命者在其实际斗争为评估与抉择而伤着脑筋。他们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同志们认识到他们认为对于革命成功非常重要的下一步,从而在党内和共产国际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为此,他们援引获得共产党承认的学说,这些学说因此越来越带有信仰的特点,所以,经典作家被越来越多地研究与引用,因为人们想借助其威望让自己的立场不容反驳。争论事实上越集中于战略与战术及其成功实施等问题,党员就越是重视列举那些其行动应与其保持一致的客观规律。正是那些开始反对此前世界上适用的东西而贯彻自己立场的革命者们认为遵从其意志是错误的。没有人愿意被指责为意志论者,相反,人们非常重视让自己的思想与行动符合原本就摇摆不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并在此中保持现实主义。


这种形式的理论争锋很久以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其起源在于对通往革命共同目标的道路的不同乃至互相竞争的观点。在共产党人看来,革命成功是确定无疑的,是“历史的必然”,他们以此向自己和可能的拥护者们保证即使形势暂时不利于自己,他们仍然站在正确的一方。然而,这样一来,成功便也成了某种真理标准:唯有实践能够在事后证明某种路线是正确的,或者证明某种分析是错误的。俄国共产党人1917年取得的胜利使其一下子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精神权威并保持了数十年之久。理论家是否伟大不是以其论据来衡量的,恰恰与此相反,只要他们的思想事实上能够在党内以及针对自己在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敌人获得胜利,这些思想便会成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条: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当然,每个人都应当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无论成功是如何取得的,它都不应使理论变得高尚,相反,成功只是事后表明成功路线所依据的是哪些准确的分析与深邃的思想。因此,共产党同志们便有一种恶毒的需求,即,将那些失败的路线扫地出门。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思想的代表人物被证明犯了理论错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则是背叛革命的目标,这会带来相应的后果。


无疑,莫斯科的同志们也掌握了这种思想技巧,而且堪称模范。就连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应与国民党结盟的建议也是根据这种模式产生的,事实上,该建议源于俄国共产党希望拥有稳定的东部边界的愿望。当时,苏联刚刚在国内经历了反革命内战,希望邻国不要成为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军队入侵的门户。中国国家政权分崩离析的状况对此极为不利,统治这个国家的是军阀,欧洲列强和日本占据着东部沿海,部分深入腹地。俄国共产党人对自己这个新成立的姐妹党不够信任,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就已经转向了莫斯科,并从那里获得了物质与思想支持。因此,当时就已经或多或少代表苏联外交政策立场的共产国际便要求中国进步力量进行合作。接着,便用历史唯物主义说明了该指示的理由,即中国目前不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个国家在经历了封建主义阶段之后还得先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阶段。


1927年,蒋介石突然采取强硬手段,宣布解散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阵线,即便如此,共产国际仍未偏离这条路线。1925年起,共产党在广东和上海组织了大罢工,掀起了针对外国企业和半殖民管理的民族暴动的浪潮。蒋介石认为国民党面临失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支持以及被当时已经占国民党党员三分之一的共产党所取代的危险[6],更何况这些人到处都充当着运动的积极分子。1927年,他采取了针对共产党人的突然袭击,在接下来的时间几乎剿灭了共产党。[7]尽管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视之为一次沉重的打击,但这仍然未能让苏联政府断绝与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如上所述,苏联政府在意的是安全利益的硬基础。事后被质疑的更多是自己的解释与评估,国民党人进行的这场大屠杀让俄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他们对中国革命可能性的看法过于乐观,对中国无产阶级寄予的期望过高。这样一来,失败在事后看来便具有某种必然性,由于某件事情失败了,当某件事情失败时,作祟的必定是左倾冒险主义。

实践与理论

 

当然,俄国同志和共产国际都没有劝说中国共产党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解散(他们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有关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观点仍然不言而喻地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斯大林支持共产党员、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在城市中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路线,与此同时--可以说是作为现实的反担保--,苏联政府也同国民党这支现实存在的民族力量维持着良好的关系。1930年代,苏联政府在国民党同日本人的战争中重新向其提供了物质支持,它极大地忽略了一点,即国民党把同共产党的斗争宣布为首要任务--“日本人是皮肤病,共产党是心病”(蒋介石,1941年,引自White/Jacoby,1949年:155)--,对在农村地区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府发动了多次围剿。这是革命国际主义到苏联外交政策转变的最佳例证之一,对于俄国共产党人来说,希望在世界上进行尽可能多的革命暴乱的愿望同在国内捍卫革命的需求是相互偏离的。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人越来越被从他们对俄国革命(能够)做出多大贡献的角度进行观察与对待,仿佛他们的首要和最重要的目标是苏联的安全需求,而不是在自己国家改变现状。这样一来,俄国共产党便将自己及其利益与各种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完全对立起来,他们要求后者提供支持,以显示国际团结,但这些支持与后者自己的目标根本不一致,也不符合其目标。苏联共产党呼吁这些政党实行民族主义,必然强化了已经存在的民族主义。恰恰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国内获得了成功的中国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后来始终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及苏联的打压下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


蒋介石发动第一次进攻之后,遭受重创的共产党进行了重组。一部分人在李立三的领导下,在城市中重新扇动工业无产阶级进行了多次流血但最终均未成功的起义,另外一些人则努力在农村地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尤其是考虑到1927年的失败,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唯一可行的道路。作为共产党负责农民问题的委员,他在此前几年就开始动员中国南方地区的农民反抗农村所有权关系。内战的混乱以及军阀肆无忌惮的掠夺政策令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全国各地已经爆发了出于绝望的小规模起义。因此,早在1927年以前,毛泽东就已经试图在共产党内推行承认农民为“革命阶级”的路线,但却屡遭失败。现在,他不顾当时正式适用的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批准的李立三所代表的党的路线,千真万确地开始团结一切可能的拥护者:通过没收富农和地主的财产并对其采取惩罚行动,他争取了贫农。对那些看不到生活出路的强盗与叛乱帮派来说,他至少给他们提供了为改善处境而斗争的前景,还有敌军俘虏等。


这令他获得了成功,得以在江西宣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这让他的理论在共产党内部以及后来在苏联共产党眼中被认为是正确的。[8]但他的成功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蒋介石对江西的共和国总共发动了五次围剿,直至将共产党逼入守势,于1934年撤出。接下来,开始了损失惨重又具有传奇色彩的“长征”,在陕西(中国北方)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与国民党重新结成了反对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在此不对上述事件进行详述[9],仅强调几点:

 

  • 抗日战争结束时,红军代表着土地改革与民族解放这一方程式,这样一来,共产党便成为中国农民以及包括所有阶级和阶层的中国爱国者的政党。同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北上表明它是将抗日战争看成自己最重要目标的一支民族力量,由此便确保了军阀中的爱国者成为自己的盟友。随着共产党日益成功,它获得了斯大林的支持,同时也逐渐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由于祖国中国面临着威胁,国民党军队越来越难以理解自己同“红军”进行的战斗。共产党做农民的宣传工作,告诉他们不能继续对自己悲惨的境遇听天由命,而应反对地主,反对自己的迷信思想与宗教传统。共产党驱逐或者杀死了那些最富有的地主和农民,重新分配土地,指导提高农业生产,进行扫盲运动,这一切都使得上述无疑较为粗糙的政治道德呼吁在其对象那里产生了说服力。由此,共产党事实上表明自己推行的国家纲领在中国第一次没有将农民看作统治阶级依靠其可怜的收成以寄生虫的方式致富的一个群体,相反,它想“为人民服务”。

  •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拥有一支有纪律和受过政治训练的军队,依靠最初那些兵痦是不可能实现这样一个纲领的。还有一点也是清楚的,即取得成功的人民解放军依靠的是残酷的理想主义以及士兵们巨大的忘我精神。尽管毛泽东凭借其游击战争的战略书写了军事史,面对一个技术上远远处于优势的对手(国民党和日本人),他的军队归根结底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军队的牺牲精神,这种牺牲精神的基础首先在于从前令人绝望状况的以及对于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坚信。

 

“红军的八项注意: 上门板;* 捆铺草; 说话和气; 借物要送还; 损坏要赔偿; 买卖要公平; 买东西要付钱; 不得胡乱屙尿。 *这个规定听起来要比事实上令人费解。中国住宅的木门容易拆卸,晚上,人们经常将木门拆卸下来,放在木板上,作为临时睡觉的地方。” 斯诺,1974年,174

 

  • 红军只在自己获得成功时,才会得到农民和苏联的支持。只有当他们占领了相当大的国土时,只有当他们在抗日战争中逐步建立起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时,他们才能指望获得支持与帮助。即使在党内,事实成功这一残酷的现实主义也比任何论证都更为重要。通过剥夺争夺党的领导的竞争者的权力以及让他们闭嘴,可以改变这一点,这符合为正确路线进行这种方式举证的逻辑。[10]

考虑到中国的状况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很不稳定,社会主义的新开始无论如何都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不管共产党领导人在胜利之际对社会主义有何想法或者设想,他们的计划开始时没有任何真正的自由:军事上的胜利远未明确决定政治关系,1949年时,中国的经济基础除了少数例外,根本连前工业时代的情况都谈不上,所谓主观因素同样如此。按照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的说法“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大多营养不良,身患疾病,无知且迷信。为毛泽东和他的同志战胜了国民党的那支军队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虽然共产党领导干部在扫盲和基础教育方面做出了某些努力。

1976年,毛泽东逝世,如果将当时的人民共和国与这一出发时的情况进行比较,按照资产阶级思想的标准,必须不加掩饰地为伟大领袖鼓掌喝彩,因为他不仅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以及在与国内对手的内战中坚定地捍卫了民族事业,对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通常这勉强能够证明武力方面取得的成功具有一定的事实必然性。此外,毛泽东还懂得稳定获得解放的中华民族脆弱的团结,针对外来侵略捍卫这一团结(朝鲜战争,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以及在东方集团内部站稳脚跟。1972年,他成功地让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人民共和国,将台湾从联合国中驱逐出去,让自己的红色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占有一个席位。对内,毛泽东的国家纲领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显著改善了城乡人民的生活,极大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与起点相似的印度相比,这一成就甚至一度在反共的西方获得了一定的承认。这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在短短几年内在医疗、扫盲、妇女解放和培养人民普遍政治意识方面取得的进步时至今日仍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对世界历史做一番苦涩的嘲讽:今日中国是一个从资本主义角度来看获得成功的国家,其前提条件要归功于共产主义者毛泽东!

就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毛泽东时代的成绩单则差强人意。建立起有利于生产者的计划生产,让象一个强制夹子那样把社会现有矛盾强迫在一起并在民族成功意义上进行处理的国家成为多余,将社会从强制、迷信和愚昧中解放出来,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无法做到的。尤其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几年,中国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生存困境,但接下来,它便让自己的群众越来越多地为民族奋斗纲领出力,给他们分配了许多艰苦的工作,却没有给他们多少物质上的收益。共产党将人民从旧的家庭羁绊、宗教迷信和无知中解放出来,但在政治和道德上又十分极端地迫使人民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为此,认为有必要搞更多的愚昧与强制。“文革”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引向内战边缘,在这之后,共产党领导层在毛泽东去世后迅速转向,外交上实行开放,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修正速度也日益加快。

对于许多共产党人来说,红色中国进行的事业令人充满希望且激动人心,它缘何采取了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又为何是这样一个结局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个具有内在关联的主要部分:

1、中国共产党人希望将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目标与道路的设想付诸实施,这些设想暴露出对本应断然加以消灭的东西的尊重,即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那些看似好的方面的尊重。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验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并非在于任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有的内在矛盾及看似必然的衰落现象,而更多在于中国经济仅仅是一种三心二意、弄巧成拙的计划经济形式。中国共产党人的纲领并非消灭所有权与国家,中国共产党希望所有权和国家“为人民服务”。


2、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与民族复兴的意愿联系在一起。战争年代涉及的是一个没有主权的民族的解放,当时的反帝在胜利之后便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核心内容,在争夺世界适用的竞争中,从论战和肯定的角度向强大民族看齐。在毛泽东时代的各个阶段和“跃进”中,从内政和外交方面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最终战胜了国家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 --伟大领袖如此,他那位个头矮小的接班人邓小平同样如此,为此目的,邓小平1978年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启了体制转变。

[1]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第一次宣言,1922年6月10日,引自Brandt/Schwartz/Fairbank,1955年,第49页及下。

[2]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479)

[3] 正常情况下,人一出生便成为某个民族的一员,他是将新人视为自己公民的国家权力的臣民。“人不可能通过自由决定‘成为’民族一员,而只能出于例外,通过国家的斟酌并满足严格的前提条件,这表明了对新人忠诚度欠缺的猜疑。可参见主题词融合,相反的立场4/2006。

[4] 可参阅Josef Strasser著作(“工人与民族”,1912年),其中对20世纪初德语区工人运动的讨论提供了有趣的佐证。亦可参阅Anton Pannekoek(“阶级斗争与民族”,1912年)»Klassenkampf und Nation«, 1912), 可参阅网上马克思主义档案德文版(MIA)。


[5] 此外,许多西方观察家也赞同这一看法,例如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这些人并非支持共产主义政策,而是“中国的朋友”,他们了解中国的情况,知道国民党政治家“不能救中国”。


[6] 根据1923年签订的统一战线协议,共产党人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此,他们不得在国民党内成立自己的组织派别。毛泽东也是国民党员,并且担任了地方领导职务。1927年前后,约有6万名共产党员。


[7] 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没有军事手段,也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一切都集中在国民党手中。在蒋介石与黑社会在上海共同发起的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中,数千名共产党员被屠杀,在随后的反共恐怖中,近4万名党员被杀。


[8] 1928年,李立三领导的共产党宣布:“中国共产党承认农民是革命的同盟军。同时,它认识到农民是小资产阶级,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有具体的想法(!), 他们极为保守,缺少组织性。只有无产阶级情感才能引导我们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如果我们不着手纠正农民情感带来的危险,农民就有可能带来革命和党的彻底失败。”(引自Franke,1958年,243)
现在的说法是:“李立三同志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或偶然的,其根源在于系统的反列宁主义,其中包含了许多错误的概念,主要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理论。李立三路线否定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有可能在各地同时进行革命运动,这就否认了革命在中国单独取得成功并得到巩固的可能性。李立三路线完全缺乏对中国革命特点与发展的理解。”(中共中央四届全会决议案,1931年,引自Brandt/Schwartz/Fairbank,1955年,147)


[9] 建议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6年,斯诺在延安拜访了毛泽东并对他进行了详细的采访。参阅斯诺,1974年。


[10]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将共产党领导之间的斗争描述为政治竞争者之间进行的“冷酷无情的权力斗争”,这一评价不符合事实,它旨在否认共产党人在自己关切方面的高尚情操及其具有可信性的理想主义。事实上,情况正相反,恰恰因为共产党积极分子在作为相信美好事物的理想主义者这一点上高度一致,在为革命服务时,他们对付那些背叛者是问心无愧的。由于革命胜利对他们来说比一切都重要,因此所有潜在的拥护者都在著名的“整风运动”中一再宣誓效忠路线,他们的论据是僵化会质疑成功,会分裂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