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五章 两条路线的斗争


本章分析“两条路线之争”。纪初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状况是怎样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想要与中国自由贸易的目的为什么会获得胜利,


问题: 从最初几年的社会主义政府工作的成功与失误中,毛泽东和邓小平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论点:二者都从国家成就的角度来评估当前的成果,因此都对获得的进展不满意。


后果:为了所期许的成功,毛与邓遵循不同的路线。


关键词: 农业,积累资金,道德,物质刺激

实行计划最初几年的结果引起共产党领导人的不满和激烈的争论。在此,比起工人和农民的忧虑与报怨,“建设”向前推进的速度过慢以及工业化过度局限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大项目更为重要。刘少奇和邓小平认为出现的问题首先表明了他们使用的计划手段尚不够完善,他们支持引入“杠杆”和“物质刺激”制度。因此,他们对作为计划标准引入的货币和利润这些量的考虑要在其所用逻辑中走得更远一些:应当对“有贡献的”工人实行进一步拉开距离的工资等级并引入工资奖励和物质优惠制度,完成计划以及超额完成计划的企业应当允许将部分利润留作奖金和社会福利基金,在资金划拨时也应予以优先考虑。这就是说,应当通过后门以一种有克制的形式[1]重新引入国家连同私有权一并消灭了的经济主体的自私自利,作为一种手段,让个人和企业对计划中设定的社会主义目标“抱有物质兴趣”,并致力于此。


以毛泽东为首的其他人则认为人民缺少必要的建设性意愿,他们认为自己是受人民的委托并为了人民的利益才搞社会主义计划的。他们主张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作为决定性生产力的道德,特别是其忘我的一面,呼吁社会主义的人要有对社会有利的行为举止,赞美自愿参加工作,“自私”思想和行动则受到鄙视。


这些思想表明人民的物质利益完全没有被加以考虑,以后也不应予以考虑。通过一整套刺激制度鼓励人民一起参与,或者通过持续的令人烦恼的对人民投入与牺牲精神的呼吁而唤起人民对似乎本来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并且应当促进“全民所有权”的东西的热情,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对这一论断的否定。显然,社会主义的人并不是生产的主体,他们没有在某项计划中规定自己愿意为生活所需及超出此范围的需求付诸多少努力与辛苦。相反,社会主义计划更多是由外来的他人给自己提出了要求,外人借助聪明的手段或者道德呼吁希望他们能够满足相关要求。


革命后那个起步条件混乱、但同时也充满热情和崛起精神的阶段离得越是遥远,所有人越是长时间带着许多良好的愿望致力于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斗争,也就是说,那些顽固出现的弊端越是被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运行良好,而不是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这种关系便表现得越明显。令人遗憾的是,这未能导致对借助计划价值生产的“公正的反资本主义”思想的真正批评,上上下下都没有。相反,中国共产党却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将上述对待其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弊端的方式极端化了。[2]

这场斗争始自农业。共产党人1949年面临的低效农业的确是社会实现工业化的关键障碍,因为它将绝大多数劳动力束缚在食品生产上。在1950年代的中国,农业就业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0%(比较:发达工业国家约为2-8%)。反之,工业也缺少通过机械化帮助农业取得劳动生产率质的进步的资金。如上所述,即使通过合理的使用价值取向的计划,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这一确实困难的起步条件也只能艰难且逐步加以克服。

当然,中国农业的问题与矛盾是计划价值生产的典型结果。农民必须将自己的食品上缴给城市工人,还要纳税为国家计划提供资金。此外,由于没有其它出口商品,苏联援建工业项目的贷款是用农产品支付的,这使中国的形势更加严峻。由于奉行货币账目优先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又为农业发展制造了另一个障碍,因为它坚持农业进步(机械化,运输工具等)的资金来源是农民必须自己去挣的积累基金。薄弱的工业生产的农业机械和化肥等并不是根据按计划计算出来的需求以及原材料和技术生产的可能性--刚开始时,这意味着尽可能多--,而是与农民在各个村庄和地区的收入,即他们的支付能力挂钩。由于(国家规定的)所有农产品的价格都应当尽可能低--因为这些价格是产业工人工资的组成部分--,农民或者合作社省不下钱来,或者仅能积攒极少的钱,因此,他们能够从工业那里买到的东西也很少。[3]鉴于这种情况,共产党要求成立农村信用社,凭借许多小额存款,农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便可以借贷,从而购置这种那种工具。当然,小额货币的积累并没有真正解决“农村”对城市工业生产支付能力较低这一普遍问题。

 

“1956年至1978年期间,农村居民22年在信贷机构的人均储蓄存款总额为15.18元,即每年0.69元(当时,这笔钱可以买一磅猪肉,或者一公斤煤油。),如果算上集体的储蓄。扣除集体储蓄,农民22年的总储蓄仅4.33元,每年为0.20元(!RD)。当然,农民在自己家中还有些藏在袜子里的现金,因此,无法获得有关储蓄额的确切数字,不过,数额一定是相当低的。年人均储蓄额也与此相似:1978年,尽管经济状况总体改善,农民储蓄仍仅为17.5元,这笔钱可以买半只手表(例如为工人阶级生产的‘中山’表),或者大约11公斤猪肉。” 王成章(音译),2003年,58页。

 

尽管社会主义经济计划者们也发放国家贷款,但规模却相当有限。资本主义通行的做法是企业借助贷款摆脱对之前货币积累结果(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依赖,并由此加速推进积累,但社会主义经济计划者们却因为与此相联的投机、通货膨胀和过度积累危机的危险拒绝这样做。与资本主义信贷和股票“骗局”不同,他们寄希望于“诚实”和稳健的经营,原则上不希望支出多于人民在上个结算年度生产出来的东西,其银行并“不是信贷经济的“(主题词银行,CL: 67)。[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计划范围内的“信贷”指的是资金划拨,要么是直接从国家财政中划拨,要么通过国有银行下发给共产党希望加快其成长的企业,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对已经创造出来的资金进行调剂。正常时期,还会有少量“真正的”银行贷款,仅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朝鲜战争,克服‘大跃进’的后果),国家才会允许偏离这一规则而“印”钱。[5]当然,几乎没有什么国家补贴或者贷款流向农业。在此,为了重工业的利益,优先性的确定同样产生了负面影响,其结果是恰恰涵盖了绝大多数人口的这个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领域不但只能依靠自己,而且反过来还要通过低价和纳税为发展工业做贡献。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货币和信贷政策是认真对待“稳定”货币和国家财政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也是有意与国民党时期国家负债造成的过度通货膨胀政策保持距离)。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又给自己制造了另一个矛盾,他们要求社会用货币结算,但又不允许借助信贷手段,也禁止信贷发挥加快积累的作用。因此,在这方面,原本对资本主义进行的三心二意的批评便酿成了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关键性的设计错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以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方式将市场经济分为“好的”(生产性资本)和“坏的”(金融资本,信贷)方面,便造成了双重矛盾。一方面,农业发展应处处服从价值和货币的指令,另一方面,在必须实行货币结算的计划中,人们又毫不关心信贷,也就是说,偏向于自己想当然的“诚实”价值。这一双重限制与原本已经存在的困难无关,而是又增添了新的困难。


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想满足于中国农业和工业的缓慢进步。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实行货币结算并做出了重工业优先的抉择,由此自己也产生了问题与非理性,但他却没有对此予以批评。相反,他想到了“主观因素”:动员并提高中国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彻底改善现有的发展水平。

[1] 一般来说,物质刺激表现为更多的消费,因此,并非允许与其他人进行私人竞争。

[2] 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想到一条出路,即通过与资本主义西方进行贸易让自己的生产与生产力实现飞跃性的增长,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可参阅Held 1982的著作。

[3] 区域和地区在土壤肥力,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在农民的收入上,由此也表现在取得的进步上。

[4] 国家财政也应保持平衡,“避免赤字具有优先性”(参阅主题词国家财政,CL: 713)。

[5] 接着,它又迅速耗尽了这笔钱,因为它抬高了热门“奢侈品”的价格。“市场上按计划供应的许多消费品价格过高。1961年初,大中城市可以高价买到糖果和糕点,3月起,100个城市建起了昂贵的饭店,之后,某些自行车、腕表、酒类、茶和刺绣品的价格上涨。”(BR: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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