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政治“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本章讨论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成立。
问题: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政治”?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尽管获得胜利的共产党纲领与共产主义的批判理想并不一致,它还是在健康、教育和妇女和家庭问题诸方面创造了很大的文明进步。本章向在这一独特的社会进程中的中国工人和农民致敬,并且探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矛盾。
论点: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时的措施具有“市民政治”的特点,但只有共产党才能将其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关健词:土地改革,四大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国有化,国家理想主义
随着内战的胜利及1949年10月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长达数十年的斗争中,共产党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夺取了国家政权[1]。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场胜利并不算什么:“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共产党接管的国家经济状况以及发展计划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极为糟糕。战争造成绝大多数桥梁与堤坝被毁,田地荒芜,农业无力确保粮食供应,大量水稻和小麦必须进口,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工业企业都很老旧并且或多或少都遭到了损毁。外贸赤字巨大,外债数额也很大。1937年至1949年,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农村地主同时向其小佃农发放贷款,他们收取巨额现金与实物利息,导致小农与佃户穷困潦倒。4亿7500万中国人有大约80%是文盲。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破坏给这个国家留下的是被共产党人抨击为不合理的结构与区位分布:重工业不多,几乎没有机械制造,企业完全集中在东北地区(满洲国)和沿海地区。大多数内贸和整个外贸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从而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2]。帝国主义国家将共产党进行的抵抗视为对其抗日战争的支持而大加赞赏,但却根本不同意成立一个站在共产主义苏联一边的红色中国[3]。鉴于中国动荡的局势,美国将毛泽东的胜利称为“失去了中国”,他们借以下预测进行着自我安慰,即人口过多和粮食等问题将令共产党政府很快便悄无声息地灭亡(此乃杜鲁门总统1949年制订的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基调)。
共产党意欲通过“两步走革命“应对国家面临的窘境。在被称为“新民主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革命中,应当在“一定范围内扩大”资本主义,巩固满目疮痍和“极端落后的中国”(北京周报:13)并进一步加以发展,由此同时创造进行第二阶段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在此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理解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政党,它率领人民解放军将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中国共产党 完全根据毛主席的阶级分析,不是以被压迫和被歧视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或劳动工人与农民的名义,而是从一开始就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宣布了自己的纲领,它仅 把为数不多的特别“反动的”力量排除在全体人民之外:“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 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希 望以代表某种社会特殊利益或者某个特殊阶层的某个政党的面貌出现,而希望成为真正的全民党。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在于团结全体中国人民为建设和发展国家而共 同努力,由于其悲惨的起步条件,他们尽可能不放弃任何对该纲领有用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 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人民之间的利益以及对人民的利益不尽相同,甚至互相对立,这一点他们完全清楚。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想把人民改造成一个齐心协力的集体。与原有的服务于社会 特殊利益即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国民党政权不同,共产党的确真诚地追求着普遍的民族福祉(当然,这样一来,他们就对福祉进行了全新的定义),它应当
将分散的利益与阶层统一到这上面来。因此,从形式上来看,应将落后的中国带入“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的全民族努力的政治领导不仅有共产党,也包括(由其组织 起来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 [4]
所有进步爱国人士均受邀参加[5]的这一圆桌在经济上致力于首先发展中国一切经济活动,无论私有、合作社还是国有,然后逐步将其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从经济上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在三个支柱的基础之上:
- 农村土地改革,
- 对四大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和关键基础工业进行国有化,
- 废除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详见第一部分第八章:“社会主义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1、 在农村,地主的土地被没收给了农民和佃农[6]。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时也同样实行了针对小农的土地私有制—有点儿象其俄国同事1917年所做的那样。 正如在俄国一样,这种形式的土地改革表明共产党获得的关键支持在于广大贫苦农民,以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而农民唯有凭借一直渴望拥有的属于自己的土地才 能够想象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第一阶段的革命中满足了这一要求,它推迟了自己希望的合作社和集体形式的农业。此外,它依赖以下路线,即 “依靠贫农与雇农,团结中农,对地主采取中立”,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容忍了农村地区所有权方面的差异(即使只是较小的差异)。只对那些真正的大地主实 行了没收,而中农及部分地主则保留了自己的土地和房产。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农村不断爆发新的斗争并由此妨碍生产建设,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也从正面寄希 望于较大农民能够做出有益于国家的贡献,因为这些农民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证明自己能够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土地与牲畜。城市郊区的土地实行了国有化,这样一 来,国家就针对农民的权利确保了自己对土地的支配权以及在以后将土地用于农业、工业抑或商业这一问题上的决定权。
受制于地理和气候条件,中国总面积中仅有一小部分可用作耕地[7],一直以来,土地面积及人口与可耕地之间的比例就是不利的,在旧的所有制关系下,这种情 况就已经导致相对较小但集约耕种的面积。由于做出了进行重新分配而不是取消所有制关系的决定,新的经营面积极小。每位贫农和雇农平均得到了0.1公顷土
地,加上原有的土地,最多拥有0.16公顷土地,每位中农平均获得0.03至0.06公顷土地,平均占有0.2公顷土地,每位富农平均获得0.05公顷土 地,拥有0.25公顷土地,每位地主可以保留0.14公顷土地。[8]
土地的重新分配无疑引发了激烈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由于新权利替代了被废除的原有的对于财富与统治的权利,不如此又能怎样呢?共产党向村子里派出了自己 的干部,鼓励农民真正拥有依法属于他们的土地。有些农民不信任新的权力关系,因此不想与旧的地主阶级搞坏关系,因此出于谨慎根本不主张自己的权利,有时
候,数十年的贫困与压迫则通过疯狂的暴力行动得到了宣泄。土地的重新分配造成了新的矛盾,人们对分得土地的大小与质量而计较争执。我们从毛的第四任妻子江 青所写的现场报道中可以读到,共产党的“远征”面临着何种问题,他们如何徒步挨个村子走访,向村里的头面人物宣传党的路线及“指导”农民 (参见Witke,1979年,第263页及下)。
2、 共产党政府在工业上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9]被没收并实行了国有化。中小资本家则得以继续拥有自己的企业,为的是与 社会主义政府合作继续经营这些企业。与其俄国同志相似,中国共产党人也认为“资本主义”是开始迅速提高国家生产水平的不二选择,因此,简单跨越这一经济发
展阶段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此,“数量小且较落后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点令人遗憾--首先应当获得国家的大力支持,从而能够作为工业化的帮手而做出其 贡献。
在私人企业主和实行国有化的企业中均“严肃纪律”,注意遵守原有的组织结构:不得干预公司财产,原来的工厂经理、工程师和担任领导职位的雇员大多保留原 职,继续适用原有的工资水准、等级以及现行的奖励制度。1950年,私有工业与贸易陷入危机,因为其产品不再有市场(例如奢侈品和出口商品),新出现的国
有企业也与其展开了竞争。为避免出现更多的大规模解雇,政府确保企业获得较多的国家订单,发放更多的贴息贷款,指示新的国有贸易公司仅限于从事六种重要商 品的贸易(粮食,煤炭,棉花,食用油,食用盐及石油)。企业中的工资斗争受到国家监督,国家保障企业私人所有,从贷款到全体工人直至贸易机会,生产条件均
得到保证,允许定价时有“适当的利润空间”。通过货币改革,通胀(1949年为700%)的货币被人民币取代,禁止金、银和外国货币(港币)流通。借助国 有贸易公司,政府希望能够实现必需消费品一定程度上有序的流通,逐步打压黑市交易与投机活动。1952年,私人银行逐步转变为国有私营混合性机构,由人民 银行(PBC)领导。
3、 在对外贸易中,人民共和国单方面宣布废除尚未到期的“不平等条约”,对开始时仍然继续存在的对外贸易关系进行国家监督。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参见第一章 8),中国才断绝了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全部经济关系,转为同东方集团国家进行对外贸易,唯有无法从东方集团国家获得的重要战略物资才允许从资本主义国 家进口。
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的几年中,这个当时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迅速的进步。在城市与农村开展了宣传卫生清洁的群众运动,通过所谓的“赤脚医生”建立起了基础医疗服务[10],开展了扫盲运动。由于开展这样的活动既没有物质基础,同时也缺乏所需的专业人才(教师,医生),共产党便宣传“自力更生”的原则。专业医疗人员被掌握基本知识的外行所取代,所有识字的人都应该教会他人识字,孩子教父母,农民之间也同样如此。1958年访华的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对无比整洁的城市胡同、工厂和农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居住条件很简陋,她仍然发现:“东方国家那些优美的贫困区所有的‘臭味儿’这一定语在这里不用,北京的味道并不难闻。这里的街道与那不勒斯、里斯本和巴塞罗那那些臭名昭著的巷子完全不一样,这里永远不会有人偷旧报纸,也没有人象在芝加哥某些大街上那样在垃圾堆中翻找烟头儿,也见不到象在纽约的鲍厄里大街(Bowery)上那样悲惨死去的“被遗忘的人”。在这里,所有的孩子都衣着整洁,哪怕是有再小不过的皮肤伤和脓包都会立刻打消毒药,贴上膏药或者打上干净的绷带。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似乎都证实了一种假定,即赤贫不可避免地与不卫生、肮脏和疫病联系在一起。但在北京,即使持最怀疑态度的参观者都会疑惑不解地发现这里的人们推翻了上述根深蒂固的传统。(德·波伏瓦,de Beauvoir,1960年,第43页及下。)
1950年通过的婚姻法[11]打破了传统的家庭权力结构,首先从形式上将中国女性从以前完全服从丈夫与婆婆的处境中解放了出来[12]。伴随着这些措施,首先在农村展开了大规模思想运动。逐步动员女性作为劳动力,这样一来,法律上的平等便有了经济基础。在男女关系上,共产党致力于让自由选择配偶作为婚姻的基础。[13]
农村修理或新建堤坝,进行了河源拦截的大项目,同样由于没有机器,部分使用锄头铲子,并且动用了数百万农民。共产党组织修复了在战争中被毁坏的桥梁、道路和铁路,将农业顾问派到村里。1954年发生的洪灾中,社会主义国家动用了军队,避免了发生更可怕的事情,在全国组织了向灾民捐赠食品的活动。
中国农民一直以来对时旱时涝的自然灾害束手无策,况且这个国家还被数十年的战争弄得满目疮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一个团结全国力量并且有针对性地致力于让人民生活与工作更加美好的政府的立场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改善和从未经历过的安全。
如此看来,这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与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一样在落后地区的文明和“实现现代化”方面做得比反共的西方国家更好。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发现:“许多观察家惊讶于政权
(中国政权,编者著)奉行了任何现代启蒙且着眼于国家进步的政府都会接受的纲领。(...)换了共产党,任何一个政府也都会这样做,但这种地位却只有共产党才会有,过去这样,现在仍然如此。”(德·波伏瓦,de Beauvoir,1960年,第491页)[14]
评价[15]
第一份共产党执政纲领的上述措施,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无疑部分应归功于策略上的考虑。由于内战尚未完全结束,由于国内权力关系仍未得到巩固,共产党首先试图重新开始进行“经营”,并为此尽可能团结国内现有的全部力量。理想的情况是原来的统治阶级也参加建设进程,而不是通过一场新的“白色战争”破坏建设,苏联1917年之后就不得不面临这样一场战争。取得胜利的共产党开始时甚至对帝国主义各国也做出了严肃的承诺,即在废除歧视性“不平等条约”之后,在相互承认为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基础之上继续与其保持贸易关系。
另一方面,上述措施也初步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反对资本主义方面是何等不具有连续性。
因为极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显然认为某些成就得益于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解放了生产力”。在此,市场经济中生产力的解放具有怎样的经济目的--自马克思以来被称为资本利用--,它给直接的生产者即工人又带来了哪些后果,共产党人显然对这一切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这种经营方式促成了工业化、技术革命和巨大的商品生产这一事实。鉴于他们在中国发现的经济,即农村封建关系与帝国主义开发的城市与地区的资本主义工厂的混合,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论如何都是进步的。因此,尽管当时的困难迫使中国革命者有种种考虑与妥协,但他们仍然认为在“资本主义是通往社会主义社会必要的过渡阶段”这一口号之下
与资本主义企业结成联盟是正确的。
单凭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通往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上的发展帮手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到,在共产党的理解中,这两种经济形式并不处于纯粹的对立关系中。中国共产党人显然将二者均用来尝试解决经营这一看似永远存在的同一问题:生产用于供应的商品以及社会的文明进步。
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并非在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社会利用自然生产生活必需品及超出此范围的产品的方式,以及他们获得产品并相应分配产品的方式决定了历史上生产方式的概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产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人们需要这些产品,企业只有在能够靠这些产品“赚”钱时才会进行生产,这也是其生产的宗旨。这一目的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物质再生产过程--劳动,劳动时间以及如何对待自然资源--,从所生产产品本身及其消费上亦可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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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人看来,就商品的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这并非资本主义的问题!--来说,市场经济国家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巨大进步。因此,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国民党进行谴责更多并不是他们制订了资产阶级的民族纲领,而是国民党人没有能够实现该纲领。因此,共产党认为自己有责任首先完成在他们看来本应由“规矩的”资产阶级和真正具有民族思想的国家政权理应完成的事情,即国家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化。
另一方面,新的共产主义政权的纲领当然并不是为了在中国日后实行资本主义关系并加以普及。共产党意识到必须对政治和经济关系加以彻底修正,才能克服这个国家的社会不平等。数十年来,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困苦和封建落后状态,而在中国沿海城市,被炫耀的糜烂富裕与赤贫直接碰撞,也就是说,除了旧有的尚未克服的农民贫穷,又出现了无产阶级贫穷的新形式。[16]
共产党人将这种情况抨击为社会不公正,认为这是国家及其生产力的不发达。在他们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肆无忌惮及本国统治阶级遗忘了自己的民族义务,因此他们事实上反对这些人。
当然,他们对社会不公正和国家不发达的批评与事实无关。他们看到的东西,即巨大财富与赤贫的同时存在与旧有的封建生产方式或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矛盾,这是上述生产方式产生的结果!封建秩序确保了地主阶级及国家官员个人致富,也包括朝廷,如果有朝廷的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私人所有权人的致富是社会的最终目标,公民政权一方面确保这一目标,另一方面也参与其中。在两种情况下,贫困的存在都必定属于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将这种后果称为“不平等”或者“不公正”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给人的印象仿佛是结果偏离了或者是违背了本应适用的原则,好象平等或者消灭贫困真地是被批评的统治者及其经济的真正目标。
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因为外国人和中国统治阶级都没有将中国的“发展”作为目标,这一指责同样是不正确的。发展生产力并非资本主义企业考虑的目标,既非一般性目标,亦非特殊意义上的目标。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利用技术进步作为竞争的手段,不仅在被他们加以利用的殖民地,而且在自己的祖国,他们都只知道对成本和利润进行比较。因此在他们的工厂里既有现代化机器,也有极其老旧的工具,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机器或工具的使用能够带来利润,同样,同等促进所有地区的发展和消除贫穷落后也并非现代西方国家适用的国家目标。
公民国家并不认为国家的同等“发展”和“开发”首先是一个(自己)国家的任务。早期公民国家甚至将现在属于国家为资本主义增长提供的服务(铁路,通讯,能源生产,以及对劳动力这一‘资源’的照料及与此相关的健康与教育问题)全盘交由私人的商业利益。只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即所谓将全面促进国家资本主义积累当作区位维护目标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为此系统地经营上述领域:培训,科学,社会福利国家,基础设施等,承认促进落后地区和落后经济行业等是扩大国家增长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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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共产党人因为对肆无忌惮的外国人,特别是本国恣意妄为的统治集团感到失望与愤怒而对其进行的抨击尽管遭到了诸多批评,但首先仍然证明了让人们对一个好的亲民政府所拥有的巨大可能性的极大信任。因此,概括而言,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大概包括以下纲领:
被理解为破坏以往社会安定的占有大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个人(至少从长期来看)应予消灭。这样一来,就会消灭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残酷剥削条件,并由直接受国家监督的生产加以代替。这样一来,首先要极大增加生产出来的“全民”财富,其次要对这些财富进行公正的分配。国家控制和对“经济指标”的支配旨在消除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后果,避免出现人们在最近的内战中经历太多的事情:市场的无政府,投机和巨大的通货膨胀。社会主义社会摆脱了少数富人对人们进行的自私和不爱国的掠夺,这个社会应当并且能够在所有领域(农业和工业)和地区以一种新的方式发展生产力,从而让整个国家获得物质和文化上的发展,并缔造现代和文明的人民,他们有饭吃,有衣穿,讲究卫生,受过教育且自信,与以前的人民群众截然不同。
社会主义新社会与之相对应的方案富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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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共产党所提批评的(不)逻辑,批评将原则上“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解为正负两面,却不关心其实质性的关联。批评认为私有财产所有者和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具有干扰性,不过一旦消灭了它们,就应当修正所有其它领域,但根本上仍然要对社会的财富生产有用,无论商品、价格抑或货币、工资还是利润。这样一来,围绕财产的竞争的表现形式便与其原因分离开来,这是一个产生了严重实际后果的理论错误。从逻辑上来看,通过“全民所有制”和“有计划的市场”克服遭到抨击的资本主义弊端无异于愚蠢的矛盾:不排除任何人而且要包含所有人的所有权,对叫做市场的一种东西进行的其概念为(提供方与需求方围绕占有财富而展开的)竞争的计划。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将这一愚蠢的理论当作其社会主义新经济的指导路线,这样一来,他们便建立起了一个充满独有矛盾的制度。
- 政治上来看,这一逻辑同样区分了法国大革命前只追逐私利以及占有土地阶级的政治社会制度的“恶”权力与一个因为真正为人民着想因而是善的国家权力所拥有的本质上伟大的可能性。从纲领上来看,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发挥确保经济服务于人民的作用,作为真正超越社会与各种利益的权力,这个国家只应遵循一个目标,即为人民服务。这个的确成为事实的矛盾同样具有严重的后果。
- 资本主义进行的这一错误的国家唯心主义批评的原因乃是源于中国共产党借以起家的东西。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左派理论造诣颇高,他们研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且也熟谙苏联共产党员内部的斗争,当然他们的做法始终是将古典哲学家的观点以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的决策用于他们所关心的建立一个社会公正和发达的中华民族的问题。共产主义革命者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公正”、“普遍富裕”和“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这些都属于并且适合于下述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私人所有者围绕财富展开竞争,资产阶级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维护着必要的对立。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也对缺乏公正性进行抱怨,所有可能遭受损害的利益均援引此并以上述承诺的名义要求考虑并改善其利益,但共产主义革命者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他们根本不会将这种形式的抱怨看成瑕疵而加以批评,相反,他们严肃认真地希望能够真正实现上述理想。
为此,他们将旧社会及其国家推翻了。[17]
[1] 国民党在蒋介石带领下退守台湾,开始制订反攻大陆的计划,不久即得到美国的支持。毛领导的中国将之视为威胁,以占领台湾岛相威胁。同时,中国也对香港和澳门提出了要求,认为它们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以消除不平等条约带来的耻辱。1959年,西藏被占领。当然,上述事件均包含着从军事上对针对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起的攻击加以防范的因素,但捍卫社会革命纲领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上述问题。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帮助几亿中国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作为中期目标是不够的,从一开始起,他们的目标便是光荣地重建中国即中华民族。
[2]
外国人占有工业总资本的41%,其中生铁生产的80%,电力生产的76%,棉花生产的64%,香烟生产的57%,船舶吨位的70%以及90%的铁路线均由外国资本家控制,金融业由32家外国银行控制。1945年以前,仅日本便从中国攫取了7亿吨铁矿砂,1千万吨生铁和3亿4千6百万吨煤。1945年后,美国人取代了日本人,他们通过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确保了自己的垄断地位。“美国资本占外国总投资的比例从1936年的8%增加到1948年的80%。”(数字与引言摘自:北京周报:7)
[3] 日本投降后,美国明确站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边,在同共产党进行的1949年结束的内战中,美国为蒋介石再次提供了两倍于此前八年抗日战争中提供的军事与经济援助。
[4] 引言出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附件,北京周报)。
[5] 事实上,许多并非共产党员的中国人都参加了这一建设纲领,如对国民党的政策感到失望的上层人士与知识分子。许多海外华人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返回中国。
[6] 新疆、西藏和其它少数民族地区暂时除外。
[7] 介于10%至35%之间。多数情况下是说用1/7的面积,大约相当于15%。通过扩大人工浇灌面积,1949年以来这一数字持续增加。
[8] 比较:德国西部地区1950年平均约为25公顷。
[9] 中国四大企业(部分与国民党当权者是同一些人,或者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攫取了大部分日本财产,并将美国政府的贷款用于收购更多的中国公司。
[10]“(平均寿命,作者注)在1953年至1970年期间年均提高一岁多,即使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这也意味着死亡率的大幅下降,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卫生和社会政策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托马斯·沙尔平,Thomas Scharping,人口政策与人口发展,Bevölkerungs相反的立场politik und demographische
Entwicklung,载于Fischer/Lackner,2007年,第61页)
[11] “新政府的法律赋予所有家庭成员绝对的自由,并且保障了男女的绝对平等。禁止童婚和收养‘童养媳’。夫妻双方必须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均须签字表示同意结婚。杀害儿童将以犯罪论处,废除一夫多妻制,寡妇允许再婚,女性对离婚提起诉讼的权利如男性一样不受限制,父亲不享有优先于母亲的特权。”(德·波伏瓦,de Beauvoir,1960年,第141页)此外,“裹脚”这一中国传统也最终被禁止。
[12] 数百年来,由于不爱丈夫和婆婆的残忍与压迫,加上严格的儒教家庭伦理,许多女性因为没有其他出路而被迫自杀。
[13]不应废除作为两性关系牢固基础的婚姻。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谴责了共产党内存在的认为上述做法具有“公民性质的”批评及其他想法(其代表人物包括女共产党员丁玲)。
[14] 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年有所了解的人都被这本对社会主义之前的中国进行散文式描述的游记所打动。
[15]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主义尽管有某些特点,但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主义形式,苏联共产党及其姊妹党,即在东欧集团国家在位四十年的那些共产党,以及在自由世界中从未真正掌权的大多数共产党均支持这样的社会主义。详见赫尔德(Held)1992年,Buestrich1995年。
[16]
“夜幕降临时,上海的富人区在灯光下闪烁。数千名苦力在拥挤的大街小巷间穿梭,汽车与路轨之间响彻他们的警告声。出现了巨大的娱乐场所,提供各地美食的餐厅和商品琳琅满目的商店日复一日地吸引着游手好闲者和顾客,这些人让店主们成为百万富翁。喧闹的夜总会里气氛热烈,外国人和中国新富们伴着西方乐队的爵士乐拥挤着起舞。电影院上映着最新影片,既有西方制作也有年轻的中国电影业的制作,这些电影制片厂大多位于上海。妓女的数量估计有十万人,既有少数坐着自己的豪华轿车去客人那里卖淫的高级妓女,也有来自农村、在临时住处向工人和移民卖淫的绝望女性。”(Spence/Annping
1996年,第83页及下)
[17] 通过对之前的国家权力施加影响以及加以改变并不能制订亲民纲领,这种观点将共产党人分成社会民主派和其他的“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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