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毛的路线:用道德动员群众
本章解释了毛泽东的路线。他的路线是:用道德动员群众进行国家建设。
问题:以人民为导向的施政纲领是什么?
论点:国家机器的本质与其目标“为人民服务”有着根本性的矛盾。
后果: 毛在其发动的群众运动中,要求国家与人民的绝对的统一,以此尽全国之力推动中国的成功发展。他因而将一个糟糕的经济与政治纲领强加于中国民众身上。
关键词: 关心人民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百花齐放”,批评与自我批评, “大跃进”,人民公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林彪
内战中,共产党人向农民承诺进行土地改革,彻底改善其物质生活,他们向整个中华民族承诺通过抗日战争摆脱对外国目标的屈从并重新获得统一与份量,由此获得了中国人民的支持。与同帝国主义者结盟的腐败的国民党集团不同,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始终反对外国占领,只要有可能,他们便通过驱逐地主和进行土地改革等切实改善农民的处境,这一切使他们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人民认为共产主义(终于)带来了“良政”。
在反对共产主义的西方国家,人们强迫自己相信且时至今日仍不断旧话重提的观点是共产党人尤其是“伟大领袖”的目标只是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行使“权力”,与此截然相反,共产党在1949年之后非常关注最终将中国人民从麻木与顺从中唤醒。特别是农民应当意识到,地主统治使其生活悲惨,遭受债役,这并非“自然的”,也“不是天意”,而是借助大量权力维系的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通过大规模暴力行动[1]被废除,对于共产主义革命者来说,这仅仅是在农村地区宣传将要建立的新社会的思想并为此赢得人民群众的开始。[2]因此,他们绝不满足于按照自己的意愿让那些可靠的甚或是共产党员的人当上村长,颁布新的税费条约以及将“土地”交由自己。因此,土地改革和最初成立的合作社还伴随着一项应将农民从此前数百年的精神束缚与宿命论中解放出来的计划。
除了扫盲活动,还开展了反对中国人民在贫苦中形成的形形色色的宿命的活动[3]。共产党反对祖先崇拜、鸦片上瘾、儒教、服从家长权威以及女性服从丈夫和公婆,希望借此让人民形成一种革命的觉醒精神。毛泽东要求所有人都“自力更生”,他不仅要求中国在没有外国影响和“帮助”、特别是帝国主义各国影响和帮助的情况下崛起为新的大国,而且也对最偏远农村的居民提出了这种要求。只要所有人都有此意愿并团结起来,就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让国家变得更好,这便是共产党人给乡村带来的崛起精神。
因此,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并没有想对以人民为(其)统治基础与资源的原则关系进行批评,[4],相反,他们希望更新和改善两个方面。应当将中国人民从贫穷落后中解放出来,让其发挥亲民以及真正具有民族思想的统治的基础的作用,该统治将重新恢复古老“中国”作为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宝地“应有的”重要性与意义。
百花齐放
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为了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一个生气勃勃的整风运动。这就是在城市和农村中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重大政策、党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人民的生活福利等项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有领导地自由地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用以正确地解决在人民内部实际存在而为当前所必需解决的各项矛盾问题。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运动。[5]
此时,共产党相对牢固地将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国家的经济也得到部分巩固,在此基础之上,毛泽东要求党和全体人民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展开全面的大辩论。他明白自己设想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迄今只是少数共产党干部的关切,毛泽东想扩大这一并不广泛的基础。一方面,他看重将他领导的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成就用以支持社会主义事业,另一方面,他鼓励自由发表批评,对目前的政策进行评价,这样做首先是让那些“动摇不定的”知识分子支持共产主义中国。
此后,人们进行了大量批评。涉及经济弊端、“官僚主义倾向”、腐败案件以及政治压制,绝大多数情况下批评应该是颇具建设性的。发起这场批评运动的毛泽东认为批评中表现出来的大量不满让自己颜面丧尽,他没有将工厂和办公室进行的辩论视为一种明证,证明他领导下的中国人现在热烈而自觉地与自己的领导人并对自己的领导人进行讨论,他们自由地表达愿望与不满,也就是说,将此视为党的努力取得的成功,而是认为人民的要求是对表达人民意愿的政策的否定。现在,问题不再是赢得人民支持自己为人民并且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事业,而是要强调自身亲民政策这个论断。
毛泽东断然中止了这场运动,将其逆转为一次揭发。所有被要求发言进行批评并提出建议的人,原则上都暴露了资产阶级本性,他们并非真正赞同共产主义事业,偏离了“正确的道路”,这些人成为“右派”而遭到唾弃。现在,共产党要求揭发批评者,完全将原来了解弊端和改正建议的意图颠倒了。根据“错误”情节严重程度,等待他们的是令人沮丧的程序,如“自我批评”,职务或党内降职以及/或者劳教措施。
“右派”这一称谓清楚表明共产党的政策正是在它对自己内部及人民中的批评者发出抱怨时[6],它的出发点是人民内部团结一致以及自己和人民之间团结一致的思想。与民主资产阶级政治不同,它并未将社会看作是由不同利益和对立利益组成,可以而且应当从中生成对“公益”具有不同看法的多元意见与政党。共产党本身提出的要求是组织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社会以及对所有中国人都同样“好的国家”[7],为此,它将所有人都包括在此之内,即参加社会财富生产的除了被排除在人民之外的那部分“寄生虫”的农民或劳动者。
不过,除了“为人民服务”别无其它目的的一个亲民统治即亲民国家权力做的这项事业却自相矛盾。它不仅创造出了诸如“人民民主”这一语义学上重复的词汇,更重要的是,其中声称的人民与共产党这一工人和农民先锋队所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统一必须在共产主义共和国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实践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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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形式上,它是通过政治制度的特殊架构。共产党具有社会主义国家纲领的政治意愿,一方面,共产党将自己理解为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即在旧中国系统地处于不利地位的那部分人民。另一方面,它又不愿意放弃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发出声音,它想借助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纲领帮助人民获得此前在民族和社会意义上均未曾有过的统一。因此,旧的国家机器继续存在,其机构被重新定义,有些机构则是新建的。当然,国家权力机构应予实现的国家意志则完全在执政党共产党内部形成,其它资产阶级政党也被纳入到共产党中。[8]从机制上来说,国家和政党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十年中是并存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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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旋即共产党便在中国也开始举行大型群众活动,在庆典活动中公开展示人民和党之间的统一,似乎人民除了在田间或工厂里让自己得到最大可能的利用之外,再无其它利益。愚蠢的宣传海报时时处处讲述着没有什么比民族进步更美好的事情了,现在,中国城乡人民群众无疑在很多事情上与共产党领导达成了统一。然而,如果认为再也没有任何不满的理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数十载内战结束十年之后便没有任何可以被指责的地方,除了日常抱怨,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进行更多批评,这无疑是无稽之谈。但是,党却要求人民具有这样的认识,人民不应再对党和国家表示不满,因为国家摆脱了为地主和富人服务这一错误的关系,它组织的正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就在于新中国的成长。这便是这个国家全部的存在目的,必要时这个国家也会残酷对待所有批评。
- 再次,党在城乡中始终致力于在对旧道德进行批评的同时,还要让“社会主义的人”形成可靠的新道德。党的宣传活动旨在向老老少少讲授党和国 家的目标,以赢得他们从政治上支持反对尚存的旧制度拥挤者的斗争,并动员他们热爱劳动。在此,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同人民之间肩并肩的爱国主 义,共产党在宣传活动中表明是它实现了民族的解放与统一,目的是让人民群众支持自己的社会主义纲领。[10]
此 外,尤其是毛泽东非常重视用政治学习来丰富人民的日常生活。1960年代访问人民共和国的人中,(不仅是)激动的左派们的大量报道都讲到这种开展企业、农 民和街道活动的模式,人们在时间很长的会议上传达党的指示,进行详细讨论,并运用到各自的集体(无论合适与否)。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所有人都必须理解,要
“相信”。国家努力同时也是为了对人们在集体中的所思所言进行持续监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方集团的其它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以选举的形式在获得民主支持 领域引入了一种制度竞争,与此不同,中国共产党想通过广泛而持久的讨论过程直接在基层生成、取得并不断更新这种一致。
然而,将人民群众教育成社会主义新人不仅仅通过对表现为党的口号或者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深刻真理的讨论,而且事实上也表现在鼓励与排挤制度上。在中 国的劳动集体中,无论是人民公社还是城市里的工厂,相关人员自己确定需要完成的工作量[11] ,特定劳动岗位的分配以及工资。通过记“工分”确定集体中每位成员的货币量,这是他完成工作的工资,成员可以购买食品和其它物品。通过这种程序,对政治忠
诚和个人对革命建设的劳动意愿进行双重奖励:第一,分配的工作轻重不同、对体力的要求不同、有些是恼人的而有些却挺舒服。第二,计工分时,每个人程度不同 的“先进”觉悟直接由整个集体进行评估与定级,类似于对所有可能出现的录取问题做出的决定(谁继续读书或者读大学?)。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人就让人民的
意识中产生了有意思的悖论。一方面是道德方程式,即真正的革命行动恰恰表现在对自己和自我利益的忘我和不予考虑上。谁想着自己和自己的利益,谁就是资产阶 级自私者和反革命,谁充满牺牲精神地致力于“集体”(以及中国)的进步,谁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人。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进步性”也获得了物质
上的奖励。因此,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中国也认真对待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对于大多数具有市场经济思想的个人来说,这种理想主义要么是苍白的诺言,要么就 是乏味的自欺欺人:为集体服务以及做一个好人是值得的。
因此,中国对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一致进行组织,并帮助形成新道德,这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共产党称自己的人民是“好的人民”,他们发自内心的需求便是为民 族的进步而努力工作。看起来,最近数百年间日子并不好过、感谢共产党人实现了民族解放与统一以及改善了自己基本生活状况的多数中国人民似乎也让国家如此看
待自己:它完全自愿地展开了建设性对话,探讨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涉及自己民族的进步时,哪个民主人士也不会批评这样一个目标!党的积极分子和 “政治进步者”对党的领导层决定的下一步目标与步骤做出了解释,人民首先证明了一点:“良民”原则上愿意做出任何牺牲,并且以民族的名义愿意满足上述所有 要求。[12]
正是中国人民具有高超的将自己以良民示人的艺术。为此,只须简单看一下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都发生了哪些摇摆: 1949年,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57年,“百花齐放”运动及其向反对“右派”运动的转变;1958年,遭到惨败并引发饥荒的“大跃进”,与“苏联”大“哥”决裂;1961年,再次“大跃进”;1966年,经过短暂间歇,宣布进行“文化大革命”;1972年,同“帝国主义魔鬼”美国和解;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以及1978年两度被打倒且被劳改的邓小平开始“四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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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注目的是,党与人民关系的不和几乎都是由领导层引起的。当然,极为知足的中国人民也会有物质上的不满,并进行抱怨。这种情况是否可能造成比所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公民对于“不公正”和统治阶级不端行为的抱怨更多的不满,此处姑且不谈。[13]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对经济结果的不满是促成毛泽东发动其“运动”的原因,也使在经济和政治上利用人民群众变得日益极端。
“百花齐放”运动在进行中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过渡。在这场运动的开始与结束阶段,还宣示性地假定了党和人民之间的统一。党坚信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它极其认真地了解人民的问题与不满,它想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未来建设步骤所需的领导层与基层之间的统一。整顿运动的结果截然相反,党对人民提出了批评。党驳回了对弊端提出的建设性抱怨,造成弊端的原因在于党忽略了某些方面,或者尚未考虑到某些方面,或者没有充分听取人民的意见。相反,党的正式解释是,这一切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党的政策仍然遭到“向右的方向偏离了”正确“路线”的敌对力量的破坏(也就是说,实际上政策也是这些人的政策)。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中国对于经济和政治的所有思考都不仅明确服从下述标准,即民族的福祉与进步是其出发点与归宿,那时尚看不出与西方民主国家在程序与标准上存在何种区别。此外,必须立刻采取一种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归咎为党的路线的态度,这才是对各种问题与干扰的正确看法。因为党的思想与命令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因为它牢牢植根于群众当中,根本不可能错,这样一来,立刻适用的便是目的论上登峰造极的共产党不可能犯错误的教条。[14]
它在理论上导致的后果是所有失败的原则都与党无关。不过,在一个党和国家在极大程度上通过个人对一切进行引导因此也应承担个人责任[15]的社会中,这一点绝非易事。
因此,国家、党当然还有良民便立刻开始在自己内部寻找无处不在的隐藏的破坏民族利益的分子,必定是这些破坏分子造成了所有问题与失败。内战结束后的几年,开始寻找那些仍然存在的反对共产主义统治的敌人,其结果却并未巩固革命。从人民与国家以及人民的所有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领导下必定和谐快乐这一教条出发,一切冲突、不满和不足都被归罪于颠覆活动以及那些对人民、国家和党的事业抱有敌意的人,因此,在党看来,“反革命分子”尚未完全消亡。党的教条主义者寻找不断出现的新的失败的责任者,于是便在没完没了的过程中经常发现这些人。“阶级出身可疑”的人,从前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外国人及其后代无论如何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具有潜在的“反动”,虽然还需要这些人发挥作用,但归根结底是不能信任他们的。在这种精神氛围中,中国为数不多的科学和技术人员的合作热情不高,毛泽东正是以此为由发动了旨在改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知识分子中的名声的运动:“百家争鸣!”应当表明社会主义不是科学教条主义!然而,党做出了将它自己要求人们进行的批评更多不是视为对国家有利,而是看成对国家有害的决定,这样一来,它自己便证实了其固有的怀疑,并过渡到认为所有可能的“偏离”都与其政策不兼容,并加以反对。
在其它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通过监督机器、秘密警察和偷窥组织起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思想与道德的监督并发现对国家有害的批评,大量清除那些被发现的“人民敌人”,与此不同,中国共产党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群众自己。农民、企业和街道集体应当揭发并批评那些肯定存在但却隐蔽着的革命的敌人,没有人将“批评”理解为注意到并赞赏其内容的抱怨、利益或者一种判断。相反,他们通过比较对符合还是偏离了(当时)党的路线得出结论,以此为依据得出善意或者恶意,具有正确革命立场或者反动的与人民为敌的立场的结论。被谴责者可以参加这一过程,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检查自己及其行为是否对国家、人民或者党造成了损害。由于只有极少数被指责者有此想法,因此,指责首先是令他们中的多数人感到意外,其次也在精神上深深击中了他们。不少人发现,他们的意图与行为即使不是有意对党造成了损害,也无意中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是错误的。尽管他们对中国建设事业和领导中国的政党表现出忠诚,但这一过程经常令他们对自己产生怀疑,而不是进行完全选择的真正批评。然而,即使公开羞辱和反复进行自我批评也不能让那些被当成靶子的人幸免于接下来的旨在让错误的政治意志重新回到正确道路上来的劳改措施。在此采用的是中国特有的认为劳动具有治疗作用的想法,那些引起关注的不受欢迎的批评者(包括许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出身“政治不可靠”家庭的青年被送到农村地区,特别是送到那些赤贫的乡村,应当让“他们的皮肤变成棕色,让他们的心变红”(毛泽东)。相应地,农村居民也没有善待这些托付给自己“进行改造”的“阶级敌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道德上相对于那些对自己加以约束的人突然成为了正确的一方。农村居民无须刻意想出刁难他们的方法,因为被送到农村的城里人根本没有能力通过农村人必须从事的体力劳动养活自己,这就让“改造”本身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成了地狱,共产党显然恰恰认为这是对不符合“新中国”纲领的意志“做宣传”的最佳手段。
因此,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德狂热,即共产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其人民群众之间不可分割的统一产生了将一切形式的不满与矛盾作为“偏离”加以消灭的需求。相应的,这一切并不是通过找原因,对正确或者错误的批评或者信念进行分类而进行的,相反,原则上是让那些被归类为“不驯服的”人民中的那部分人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压力,以期让他们的意志明智起来,即对他们进行“改造”。正是共产党经常变幻莫测的政治路线使对人民进行的这种形式的道德教育造成了精神不确定性和令人厌恶的机会主义的氛围。后者主要存在于共产党内部,其拥护者认为自己必须进行“革命事业”,即使他们刚刚再次惊讶于领导同志们最新的变化,然后既忠诚又不解地向人民解释这种变化。
大跃进
在中国农村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大组成部分的农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的农业生产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取得的成绩意味着生存保障领域怎样的进步,前文已经讲过。
年份 |
总耕地面积,单位千公顷 |
其中水浇地 | 人工灌溉地,单位千公顷 | % | 水稻,单位:千吨 | 小麦,单位:千吨 | 每公顷产量 |
总人口,单位: 百万 |
城市人口百分比 | 农村人口百分比 |
1949 | 97.881 | 22.818 | 16.000 | 16 | 48.645 | 13.808 | 10,7 | 541,7 | 10,35 | 89,65 |
1952 | 107.919 | 25.853 | 21.300 | 20 | 68.426 | 18.123 | 13,7 | 574,8 | 12,12 | 87,88 |
1955 | 110.156 | 26.540 | 24.600 | 22 | 78.024 | 22.965 | 14,8 | 614,7 | 13,52 | 86,48 |
1957 | 111.825 | – | 32.000 | 29 | 86.800 | 23.650 | 15,3 | 646,5 | – | – |
(自制表格,数据来源为:世界政治学II,印度与中国,1979)
当然,由于没有相应使用(化学)肥料和机械,尽管农民和共产党干部全身心投入,生产率的提高仍然很快便达到了极限。与此同时,苏联的经济援助也在往回抽,1957年,商品供应仅为21亿7640万卢布,1956年则为29亿3210万卢布,其原因可能是苏联考虑到冷战即将开始而将更多的资金用于东欧国家。
对于共产党的主席来说,“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说来进展过于缓慢。他对小步走政策提出了批评,这种政策考虑到权力关系尚不稳定而始终兼顾小农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推行的也是谨慎的集体化与国有化政策。毛泽东没有对此前的经济规划提出原则性批评,没有批评经济计划为了重工业生产而确定的重点过于片面,也没有批评这种计划通过要求货币结算而给自己设置了障碍。相反,他要求中国社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通过“大跃进”解决所有的问题。“三面红旗”的口号目标如下:
- 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就是说,同时建设工业与农业;
- 通过“大跃进”迅速提高钢铁和能源生产,1972年前在人均重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16]
- 成立人民公社,在农村地区巩固这项政策。
鉴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但也考虑到已经出现及可以预见将出现的停滞,毛泽东想一下子消除所有障碍:苏联的经济援助方式是提供工业设备,这无法实现全面的工业化;农业的低生产率妨碍了工业的发展;反之,工业没有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中国革命群众应当“自力更生”,全民族齐心协力克服这一切。
“动员一切力量!”
如果现实社会主义对于“劳动的赞美”并非公开反对物质主义,即作为从意识形态和道德上拔高必须通过全身心投入满足计划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的那些人与计划部门之间持续的对立,我们完全能够从中有所获益,因为有一点是对的,即,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成果给他本人带来了好处,那么艰苦劳动也是值得的。如果劳动旨在获得提高之后劳动过程效率这一结果,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养活所有人的必要劳动量,那么即使付出极端特殊的劳动也是有意义的。无疑,在劳动手段不发达的国家,若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很多时候只有依靠鼓励劳动集体的全体成员做出特殊贡献。
如果是在努力带来的好处与必须付诸努力这一坏处两者之间进行这样的权衡,人们肯定也会安排休息,并从各方面享受劳动的成果。
毛泽东批评共产党当时奉行的政策是对群众毫无根据的“小资产阶级和过于谨慎的”束缚,群众的觉悟早已比共产党领导认为的要高得多。他的依据之一便是工厂和农村源源不断地向党报告的成功。
位于党的领导和生产者之间的是地方干部和党员干部,他们必须“向下”传达确定了哪些越来越高的要求,以及应当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对上”,这些积极分子希望而且应当报告说自己尽可能完全顺利地完成了目标,很多时候,这导致了事实上的吹嘘,例如,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或者谎报达到的产量。似乎没有任何一级实行计划和实施经济指标的层面本着务实的态度。夸大计划成果的风气部分是出于对上级部门的机会主义考虑,部分则是因为对社会主义成功的天真热情而产生并流传甚广,这种风气助长了党主席的看法,即国家正在快速发展,说到底,他本来就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是这样的。
党内有人赞成对集体化采取迄今为止的慎重态度,对此,毛泽东要求取得更快的进展,因为他相信已经取得的成就。他声称自己的“革命的迫不急待”是中国农民和工人的自身需要,是他们希望更快更直接地实现“共产主义”,认为党的犹豫是一个障碍。或许毛泽东在党内争论中使用那些他本人也认为有水分的数字是为了对付那些持有疑虑的人。他之所以能最终取得成功,是因为党内期待“上层”能够做出“完全正确的指令”。伟大主席依靠内战期间取得的成功建立起了威信,他要求人们支持他的纲领,当然,他宣称该纲领不是利益导向的决定,而是经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所有检验的启示,是无可辩驳的当务之急。他最终获得了支持。
1958年,毛泽东号召成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与此前生产合作社的区别在于农民财产被全部社会化,私人经营(私人农田与花园,饲养鸡和猪,工具等)与生活(饮食,对儿童的照料,部分甚至包括私人居住与睡觉)的通常形式均被集体规定所取代。数个村子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新成立的人民公社的规模(一万至一万八千户人家)应当确保统一指挥下能够将劳力集中起来完成较大的任务。
人民公社的样板章程,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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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旨在让社会主义中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完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完成的任务。中国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拥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和文化的国家,“能够开始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创造条件”。(BR: 245)同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在经济和武力问题上进行的现实竞争相比,一方面,毛泽东“制度竞争”的想法给人的感觉是幼稚和理想主义的,他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这场竞争事关为在完成“自己国家现代化”中证明的优越性颁发金牌。另一方面,数百万中国人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年之后便极大改善了其生活状况,这一点却不足以让他向全世界显示他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反,中国应当在“更硬的”领域证明自己的发展进步,即钢铁、水泥、能源和核武器的生产。
最终,伟大主席的民族野心和需求在一个数字中达到了高潮,为此,要煽动群众更高的革命热情,让他们能够战胜各种阻碍:1959年正值“大跃进”,这一年的钢产量应当达到1070万吨。[17]这个数字是否符合真正的生产能力与需求,它是否符合社会生产的其它水平(有足够的铁矿、煤和运输能力吗?),这一切都无所谓,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共产党,主要是其“伟大主席”命令搞的这次“大跃进”不仅应当让面临种种问题的中国跳跃性向前迈进,而且还应当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重新获得的力量。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共产党庄严宣布,“中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比计划时间更早(!)赶上英美。(......)我们有六亿多人,我们的党同六亿多人民建立起了血肉相连的关系。依靠这一伟大的力量,我们有能力做到或者很快就将做到人类能够做到的一切事情。世界上没有什么我们做不到的事情。”(BR:238页及下)
共产党知道人口众多的人民站在自己身后[18],它想利用6亿中国人作为民族奋起直追资本主义国家的决定性的“伟大力量”。但这种超越不仅针对西方国家,同时也瞄准了社会主义兄弟民族。中国共产党人批评苏联计划者[19]的方法,谴责了“赫鲁晓夫路线”,因为该路线抱怨斯大林强硬的重工业路线多年来忽略了轻工业,想优先发展苏联的消费品生产。针对这一滑向“反革命资产阶级态度”的坠落,中国的不妥协显示了真正的革命精神,同时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针对苏联此前一直无可争议的霸权提出了领导权要求。从意识形态上来看,这是对“阶段理论”的批评,据此理论,革命国家必定依次经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直至最后实现共产主义。而中国则要求在经历数年社会主义之后,作为第一个国家直接“跃入”共产主义。
如此一来,共产党便将一个荒唐的经济纲领强加到了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头上。这一纲领的棘手之处并非是对于低效农业和首先希望能够确保自己基础生活需求的庞大人口来说,即使进行合理计划,要想使其发展也必定面临巨大的困难。相反,全社会都被置于发展的强迫命令之下,尽管党内和人民中间都有反对的声音。
“中国年轻人经常提出下面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如此匆忙?为什么生产必须赶上英国(这是北京宣布的目标之一)?如果把速度稍微放慢一些,多享受一下生活,真的就如此糟糕吗?一项工作还没完成,另一项工作就开始了,这样的生活意义何在呢?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是,速度乃群众革命的本质,没有人会想到慢慢杀死一头猪,由于提出了异议,他们被攻击为‘发臭的静水’。”Mehnert,1962年,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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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设计是全民族齐心协力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并证明共产主义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能力。运动的目标是象此前几年那样大幅提高两种主要农产品的产量(粮食和棉花)。与此同时,农村工作的重点应迅速从农业转向工业建设,到处兴建工厂,让农民变成工人。因此,新的产业工人的粮食供应不应成为额外的负担,因为这些人同时还是生产自己粮食的农民。尽管毛泽东出于战略考虑要求实行工业分散化,对计划实验所有矛盾的无动于衷仍然没有得以纠正。他主张在中国内地建设新的工业,以防御美国可能对中国东部沿海发动的进攻。中央计划与领导的关键部分下放到了省级,地方领导部门应对项目、资金划拨和计划指标做出决定。联合应当让合并为人民公社的各个村有能力在农村进行工业生产,兴建小高炉,特别是炼钢。通过这种方式,“大跃进”对是此前重工业建设的一种自我批评,不过,这是一种怎样的自我批评啊!
共产党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动员人民。根据北京周报提供的数据,到1959年8月,共建成24万座小高炉,钢产量达到450万吨。在当年最后4个月中,还要再生产600万吨钢,但电力生产、采煤和运输领域已经出现了瓶颈。8月开始,有5000万人在矿山和此时已经多达60万个高炉中工作,为了高炉能够运行,到处都在勘探铁矿石,砍伐树木。9月开始,矿山企业中有2000万人忙于用锄头和锅采煤。
人民公社参照人民解放军的榜样实行军事化组织。劳力被划分到生产队,各家各户都被解散,吃饭是在人民食堂,以便省出更多的劳力。“富余”出来的家具和炊具以及锄头和铁锹等重要的农业劳动工具被用来炼钢。人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抱着的意识仿佛是中国必须击败世界其它国家赢得民族生产战役的胜利。在人民共和国,“革命”或者“民族”原本就是一致的,这“要求”凝聚所有力量,事实上,大部分人也的确是认真地这样做了。
其结果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在共产党的命令之下,群众的合力通过简单合作可以进行施工建设,兴建了梯田,获得了新的农田,建起了水渠和乡村道路(10万公里长),修建了铁路(2700公里),兴建水利工程时(堤坝,水库),运了580亿立方米的土(数字来源:北京周报,255期)。
这样一来,这场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处处兴建小高炉便占用了大量劳力。原本可以有好的收成,但女人和老人却无法完成收割工作,粮食和棉花大量坏在地里,猪和大牲畜的存栏数下降。其后果是出现了一场夺走2000万人生命的饥荒,活下来的其他人长年营养不良,过度劳作令其体力透支。生产和计划受到广泛干扰,因为计划内的物资(原材料、机械以及贷款)被“突然”调剂用于钢铁生产。运输业无法满足需求,新建项目在任何方面都超出了物力和人力资源,生产出来的钢绝大部分质量低劣,甚至根本没法儿用。
无论自己有哪些资源,坚定的革命人民的良好意愿能够做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世界上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代表这一立场的统治者希望把自己除了数百万赤脚人民再无其它资源这一劣势用全部强力转变为优势。他们以牺牲人民为代价这样做,然而,尽管有良好的愿望和牺牲精神,这仍然无法“移山”(毛泽东)。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对待人民时遵循的是所有统治者都遵循的逻辑:毛泽东利用人民作为统治阶层(舍此还会是谁呢?)定义的民族崛起的工具,并为此煽动人民做他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说,对这一纲领造成的牺牲品无所顾忌。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不断将数百万人推向战争与贫困的国家与统治的“极其正常的疯狂”,时至今日,那些文明的民主国家也仍然存在着这种必须进行“思想道德转折”,“转变”或者“社会震撼”的思想,一般情况下,这种疯狂不会给相关人民带来幸福。不过,批评毛泽东的人不承认他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家与领袖利用了自己的人民,他们将“大跃进”定位于一个权力熏心者的单纯疯狂,或者仅仅是一位心理疾患者的阴险。可参阅Jung/Halliday
2005。
尽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开始时仅对“大跃进”做出了小的调整,毛泽东本人坚持在某些方面进行回调。计划指标逐步下调,工人数量减少,粮食实行配给,贷款大幅下降。在人民公社中,许多人反对通过施压进行的集体化,又开始允许自留地,农民又可以自己养猪养禽并将其拿到集市上销售。纠正时遵循的口号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计划”,但“大跃进”思想仍然保留下来,1960年甚至还更新了。第二次努力的结果更糟糕。农业生产彻底崩溃(除了劳力短缺,农村还发生了自然灾害);为了实现计划目标,对大自然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掠夺(大片森林被伐光);好不容易修建起来的水库不够坚实,存不住水;煤矿和铁矿产量过低而被废弃......(北京周报,272及下)。苏联撤出所有达成协议及已开工的项目更是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20]
在整个农业生产部分降低到内战时期的水平(人口大幅增长!)以及加工业供应中出现了极大瓶颈之后,1962年通过了“国家恢复与发展的十年计划”。这样一来,计划部门又重新开始做所谓“正常的”社会主义簿记,正如某些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平反一样。1958年,毛泽东就已经将国家主席一职让给了对“大跃进”政策表示过顾虑的刘少奇,但仍然担任共产党的主席。所有计划目标重新下调到“现实”标准,工业项目的建设同样如此,发展农业被宣布为优先目标。人民公社规模缩小,只允许经营一家主要集中于生产小型农具和化肥的工业企业。[21]城市企业中的职工人数再次大幅裁减,大约1亿3千万人回到了村子里,或者被分配到缺少劳力的人民公社。在能够通过自主出口平衡资本项目的条件下,允许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少量贸易,以通过进口粮食、化肥、化学与工业原材料、专有知识以及商品弥补苏联撤出造成的不利影响。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老师和教授被学生们嘲笑、殴打,他们戴着“高帽”在城市中游街;工人停下了工作,与自己的上司及其命令进行辩论;谁在工厂或机关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被“红卫兵”取代;到处贴满了墙报,在那里进行着政治辩论;数年间,每天都有国家和党的干部在意识形态上被扫地出门,实际上被夺权;中小学校一年多没有开学,大学更是关闭了十年之久;全民展开了热烈的政治讨论......这显然是一段引人注意的“插曲”。这一切并非一场自下发起的宣泄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社会不满的反叛,而是在执政党主席的要求和引导之下,并且有军队的积极参与,所以这一事件便与众不同且更需要加以解释了。
“大跃进”失败以及极端的人民公社运动结束之后,1966年,毛泽东发起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次开始实现其革命目标。尽管人民共和国的起步条件较差,他仍然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个国家变成一个现代且在社会福利方面具有表率作用的令世界耳目一新的国家,不仅是被放逐的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阵营,也包括正在兴起的昔日被殖民而今崭新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为此,他想在中国社会和国家让革命精神深深而不可磨灭地扎下根来,未来的革命应“不断”进行。这是指什么?毛泽东又想怎样接近这一目标呢?
196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表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大部分人民的辛勤劳作仅能维持生存所需。田间和工厂里每周劳动六天,甚至是七天,每天14至16小时;农民严重营养不良,每个月最多能吃上一次肉;冬天那几个月必须靠乏味而单调的食品度过,例如大米(南方)、面条、白菜和萝卜(北方);大学生们要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学业,很多人的健康都遭到了损害。(Chen 1973:
69页及下;Hsia 1971, 主要参阅第一章:青年,第41页及下。)
幸福村的饮食(中国北方)
农村的劳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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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共产党的这位领导人都是知道的。不过,他是戴着一副特殊的眼镜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在他眼中,中国现在缺少革命激情与高潮。毛泽东认为由他的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工人基本上是顺民,虽然也有表达不满的声音[22]--,但总地说来人民想到的只是他们盼望得到的改善。农民群众希望的是拥有手表、收音机、缝纫机或者自行车。城市工厂里的工人及其家人都隶属于单位,他们指望单位能够象承诺的那样改善其生活,但改善的步子却迈得很慢。知识分子认为“红色中国”及其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很乏味,他们对美国情有独钟,读西方文学,乐于享受。毛泽东有关中国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年之后正处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十字路口的判断与客观事实无关,事实并非是已被战胜的反革命力量重新集结起来,或者出现了新的反革命力量。这更多是一场道义的控诉,革命领袖对按照他对民族提出的雄心勃勃的目标来说人民共和国取得的不够大的进步感到失望,他将这一切算在了人民头上。在他看来,他那些心怀逐步改善供应以及劳动热情渐渐松懈的庸俗愿望的同胞们“坠入”“资产阶级”思想,他们缺少战争共产主义时代和建国初期的热情。
另一方面,他仍然坚信自己的意志与1949年“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意志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毛泽东明白与党一致的“人民意志”的辩证性。作为“先锋”,党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培养”群众的意志,在党以群众意志的名义行动时,便可以“援引”该意志。因此,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之间的一致性始终是存在的,所以这只是明确地向良民宣传他们原本就想要的东西而已。如果两个方面产生了背离,正如毛泽东1960年代初不得不承认的那样,那么这种人民的意志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实际上人民根本不可能有和“它的”政党及其伟大主席要求他们的不一样的意志,即更加“热情”地致力于革命事业。
“大跃进”时就已经信誓旦旦表明了这样一种民族的激动人心的创业精神。那是无条件的热情,愿意付诸努力,不顾一切地拼命工作,却不追问党的决议意义何在以及对个人有哪些好处。现在,毛泽东却看不到这种精神,这让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人民特有的这种革命意志想必是出了什么问题。毛泽东在对形势所做的分析中,找到了问题之症结:资产阶级残余,“旧思想”,已经被战胜但显然没有最终消灭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诱惑。通过进行这样的“解释”,共产党主席便注意到了中国日常生活中大量丑陋现象,而这些现象要么是他自己的共产党所允许的,或者更糟糕,是党自己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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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中国存在着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没有不偏不倚地承认党和国家是思想艺术的中心,反倒利用文学、电影和戏剧与党和国家保持距离并进行批评,葬送革命事业。由于不允许进行公开批评,或者批评会遇到麻烦,艺术家们想到了聪明的办法,他们借助传统人物的嘴说出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毛泽东借此发起了一次文化战斗,这场战斗首先反对“经典”,其次要求所有文化工作者公开表明艺术内容的党性,第三将颂扬战争时期共产主义爱国美德的“革命京剧”拔高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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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制度依靠的是老师和教授,社会主义中国被迫从旧社会接手过来的老师和教授。这些人及其他知识分子多数仍对共产党保持距离,“百花”运动也未能改变这种情况,相反却适得其反。鉴于这一结果,毛泽东向自己提出了社会主义中国是否适合采纳效仿西方的学校制度这一问题。地理、外语、中国古典文学最后还有儒家伦理和西方文学,好的共产主义者要这样的教育干什么呢?这样一来,便忽略了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观点的教学,到头来,资产阶级聪明的胆小鬼在学校选择时的成绩甚至比那些诚实的拥挤共产主义的人还要好。因此,毛泽东要求重新实现教育的“真正”革命化,所教的知识内容应当经受住社会有益性和直接党性等标准的考验,废除资产阶级的分数制度,中小学和大学重要学科的学习要辅之以实践。
- 1960年代初期的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内战期间老战友们的那个党。1949年以来,数百万人入了党(1945年:120万党员,1969年:2100万党员),其中许多人入党并非因为赞同共产党的政治宗旨,他们更多是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看作自己必须也希望考虑个人前途的条件,正如此前旧中国的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个人前途现在取决于是否是党员以及党认可的贡献,他们就让自己适应这种情况,表现得“忠诚”,大批人加入了执政党。尽管共产党并不喜欢人民的这种算计,但它是知道这种情况的,它试图通过深入的道德说教和筛选程序应对这种机会主义,至少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改造党员干部。刘少奇最著名的(在“红宝书”出版前也是人民共和国最流行的)书名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不无道理的。
刘少奇:个人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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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他的同志们的这种做法是三心二意的。他发现,自己在内战中和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那几年出于战术上的需要而宣传的跟风随着程度越来越高的集 体化和国家化,也就是中国越来越社会主义,不但没有逐步消亡,反而在人民公社和城市里蔓延开来。多数人绝非忘我而愉快地投身建设,而是试图驾驭局面。他们 多数人也钦佩共产党取得的成就,它让国家摆脱了日本人的统治和内战的混乱,后来又致力于保障基本生存条件,因此,他们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与信任。因此,可以说他们是好的爱国主义者,事实上也愿意为民族的伟业做出贡献(朝鲜战争,大跃进)。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现实条件下考虑自己利益的个 体。必须为集体出力的时候,他们会看得很淡,要说乐于劳动,则是针对自家的私人院落,在于照料自家牲畜以及从事一些小的能够多挣几块钱外快的副业。干部们 想方设法得到较好的工作机会,利用(非常有限的)对集体资源的支配自由去追逐私利。[23]
尽管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培训,他仍然没有认清他领导的共产党自己造成的社会关系中出现的“资产阶级”不良现象的根源。农民和无产阶级群众显然试图针对 共产党建立起来的经济保留一定的物质主义,这并没有让他对该经济的原则产生怀疑。上述行为方式没有让他认识到人民的个人利益和中国社会主义的要求在实践中
发生了冲突,因此,无论是否是革命思想的坚定拥挤者,当想要侵犯他们的利益时,人们必定对上述必然采取算计的态度。相反,毛泽东是从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这 一事实的:出于尽快让这种经济服务于民族发展与崛起纲领的考虑,他更多将物质主义视为真正的问题,而他采取的手段则是一场道德运动,这场运动在各个层面对
四处蔓延的“资本主义思想”即个人利己主义发起了极端攻击,并消灭了这种私利。一场新的“政治革命”应当象清风般横扫全国。
这场运动的整体思想是抽象和政治方法性的。针对的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干扰性事实,也不是一部阻挠革命前进的法律,也不是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障碍。对于毛泽东 来说,关键在于让他的中国革命思想,即为了民族崛起而反对物质主义在社会中不可动摇地深入人心。所有人都应把革命的成功视为自己最根本的内在关切--从目
的论上被颠倒了--,都必须从自己和所有人身上克服并消除复辟的危险和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死灰复燃。他想通过“不断”革命让所有人每天都想到自己最高生活 目标,以赢得中国群众的思想和他们的心,以重新持久点燃这项事业所需的热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 多、更快、更好、更省。”[24]
毛泽东这样做也是针对党内不支持他路线的那些同志。在这场新的运动中,不是所有人都无条件服从他,单凭这一点,毛泽东便证实了自己由来已久的怀疑:没有什 么比党内阴谋更能让复辟势力卷土重来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也想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决定共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他将自己的对手诬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怀疑革命并且给中国造成了损害。
因此,毛泽东认为人民和党的多数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必须对他们进行“革命化”。共产党的这位主席在人民解放军(VBA)和中国年轻人那里寻找这场运动的同盟军。
A)早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就号召全社会应当向军队学习。[25]自那时起,中国社会应当在雷锋这位战士身上和他的模范生活与牺牲中找到自己的榜样,学习其献身精神、知足与纪律这些“革命”美德,以及对祖国和祖国的“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炽热的爱。
反之,由于毛泽东自“长征”以来为人民和民族做出了贡献,军队领导高层对他抱有深厚的情感。党内有关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对军队不无影响,相反,军 队就人民共和国的战略选择进行了辩论。[26]尽管如此,毛泽东有林彪这个最高层的谈话对象,他首先确保通过军报让毛泽东发出的同资本主义复辟进行斗争的
呼吁得到传播,接着又出版并确实广泛散发了“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让全体人民都知道了他的呼吁。人民解放军在城市中照料那些年轻的“红卫兵”造反 派,派人陪伴他们在全国各地进行宣传。在由全党正式批准的第一阶段的毛泽东运动中,人民军队对这场运动的支持首先表现在它实际上保持中立,不干预当时正在 进行并且愈演愈烈的争斗。
雷锋的故事雷锋出生在华中的湖南省,20岁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将自己全部的业余时间和钱都用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1962年8月15日,他的一位战友不小心撞翻了一根木头,雷锋被击中头部死亡,年仅22岁。 毛泽东号召全国向雷锋学习,为此提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1963年开始,每年的3月5日都是官方的“雷锋日”,时隔45年,雷锋精神仍有影响。 http://german.china.org.cn/culture/txt/2008-03/12/content_12363377.htm 这个故事就个人而言或许是悲惨的,但其实再平常不过,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却成就了不亚于拿撒勒的耶酥之于基督徒的巨大崇拜,数百万中国人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而将这个革命的光辉形象奉为自己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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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针对已有的共青团,即党的青年组织,毛泽东又成立了“红卫兵”。作为党主席,毛泽东确保这场运动得到了极大的拥护,其做法主要是让红卫兵们到北京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他们。坐火车是免费的,在首都的食宿有人管。[27]
红卫兵开始时主要是针对自己的老师和教授,认为他们的反动教育实践妨碍了革命的进行。到后来,他们不断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国家维护秩序的部门也没有对其加以限制,这些人便占领了整座城市。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8]的矛尖,年轻的民兵们开始同“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早风俗和早习惯)做斗争。为此,他们搜家,为的是看看有没有文学和艺术品等“资产阶级”的迹象,检查是否有人有“非无产阶级的行为”,如发型、服装或者喜欢资产阶级享受、音乐和舞蹈。他们对受害人进行政治审讯,到国家机关那里对他们进行诽谤。
在此,中国青年对毛泽东的政治计划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他颇有心计地煽动起年轻人对在落后的中国社会看不到前途的不满,将他们引向他找来的那些应当为中国革命进步停滞不前负责的替罪羊,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公开和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此外,毛泽东还在年轻人身上发现了许多他想教育其它人民同样具备的美德:对革命、民族及其伟大领袖的理想主义信念;不假思索便投身于自己所信仰的事业而(尚)不考虑家庭或前途的战斗意志;某种程度上对自己和他人的肆无忌惮[29]以及针对邪恶的反革命进行革命事业时具有高度道德性的使用暴力的意志。毛泽东病垢的教育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发挥了作用!
这样一来,毛泽东便借助“红卫兵”发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化和清洗运动。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农民、工人、教授还是党员干部,每一个单位,无论是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工厂还是军队单位,都面临着要么支持“共产主义革命”,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问题如此愚蠢,实际上每一个被提出这一问题的人都难以消除伴随这个问题而来的疑虑。这样一来,百花运动中人们熟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程序便在极端的阶梯上有了新的版本。
- 首先,这一次所有人都面临考验,而不只是那些“阶级出身可疑”的人或者引起人们注意的不受欢迎的“偏离者”。这场运动自己不断制造着自己“必须”遵从的新“素材”。所有对问题、方法或者牺牲有疑虑的人都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 其 次,毛泽东要求全社会都回忆起繁重的体力劳动所具有的治疗作用。这一次,不仅是“叛徒、特务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送到农村接受处罚(1967年, 邓小平就是许多人中的一个)。所有人--中小学生、老师、知识分子和干部--都应当“向人民学习”,并且是不断学习,因为在工厂或者村庄里工作应当成为社
会的正常状态。在此,现在或将来的干部和技术官僚首先应当而且能够“学习”的是工人和农民是如何通过艰苦劳作维持自己生活的。除了这一事实在政治阶级思想 中应当留下的印象(不要蔑视劳动者!不要牺牲辛苦劳动的大众达到个人致富!)之外,这也是为了展现一直声称的党员与人民之间的统一,党员在一定时间里同那 些他们平时需要引导和统治的人一起在田间工厂劳动,与他们在贫穷的村子里共同生活。[30]
- 再次,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极其抽 象 的,即“发动阶级斗争”,也就是说,至少刚开始时,它根本就不承认它能阻止的任何东西。红卫兵们不仅让中小学校陷入瘫痪,还接管了整个工厂,他们要求(并 且也获得了)在各地串联时享有优先性,差不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占用着中国的铁路。他们不放过党员干部,充满革命狂热,不听从任何指令。例如,1966年, 北京市政府要求仍然留在城市里的数百万红卫兵离开北京,但没有得到任何响应。
这种情况对越来越多的社会根本 功 能提出了质疑。红卫兵处处坚持“政治”优先的宣传活动四处蔓延开来,除了中小学和大学完全停课,工业生产和农业也下降了。党和人民日报不得不反复要求工人 和农民将必要的文化革命工作--讨论毛泽东思想--拖延到下班以后的时间。总地来说,“秩序”被埋葬,因为每天都有党内、政府和军队的干部遭到怀疑,事实 上,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撤职。[31]到处都成立了新的与已有的“革命”机构相竞争的机构,这样一来,对到底谁享有有关事务决策权这一问题的答案便更加 模糊了。上海宣布根据巴黎的榜样成立了一个“公社”,对北京中央政权宣布实行自治。武汉一度有32个(!)相互之间极端对立的红卫兵团体在军队参与下展开 了武装争斗。
可能这种完全混乱的状态[32]在毛泽东眼中是必须的震撼,是他所希望的革命的自我批评与纯化的极端浪潮,[33]尽管开始时没有出现他努力想要达到的建 设性结果,即新产生的热情转化成中国更多的“飞跃”。相反,他最重要的盟友--人民解放军--对这种情况却日益抱有复杂的感情。虽然军队的领导林彪仍然站
在毛泽东一边,也支持党内进行的涉及刘少奇及其他许多人的清洗,但另一方面,站在红卫兵一边的军队遭到应实现“革命化”的不同集体越来越多的抵制。这就带 来了难以决定的问题:那些命令工人和农民进行“其”革命的“年轻造反派”有理吗?还是应当赞同所有人都援引其利益的“群众”呢?
因为在混乱的状况下,农民和工人也感觉自己有权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他们离开村庄与工厂,上街主张自己的要求,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 们将其斥责为“最糟糕的经济主义”,认为这表明刘少奇的路线已经把中国出卖到了何等地步。1967年,不仅党面临着分裂,而且还有发生内战的危险,毛泽东
呼吁军队最终表明立场。[34]这一年,人民解放军承担了事实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这样,它一方面迎合了毛泽东的要求,另一方面,革委会官员奉行 了一种更多是仲裁调解的政策[35],既赋予文化革命目标以空间,同时也将恢复国家秩序和促进生产力视为优先任务。1968年,毛泽东下达了解散“红卫
兵”的命令。部分发生激烈斗争的大学派驻了工人宣传队,年轻人中的极端分子被送到农村(1978前共有约1600万人)。在中国南方,人民解放军同各种造 反团体之间的斗争持续到1968年秋天,最后一批革命委员会在西藏和新疆成立,这样一来,“除了台湾”,整个中国都被宣布为“红色的”。1969年4月,
毛泽东的支持者在九大上宣布文化革命取得了胜利。“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和邓小平被剥夺了权力,刘少奇甚至被开除出党。
当然,毛泽东想避免自己的关切因为宣告“胜利”也随之结束:“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被战胜的阶级将继续斗争,这些人和这个阶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还 不能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谈不上,我们不能丧失警惕。”[36]文革的结束在他看来并不是胜利,根据“持续革命!”的抽象方法目标,文革的结束是
一次失败。因此,时隔不久,毛泽东与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最忠诚盟友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裂也就不足为奇了。林彪主张重新恢复正常,而毛泽东和后来的所 谓“四人帮”(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妻子)则主张继续下去。被党正式宣布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想回避对峙,于是出逃了,在蒙古的一次坠机事件中身亡,情况至今 未能澄清。随后,全国都指责他是“反革命阴谋家”。
[1] 1949年后,大约3百万名地主在自己的村庄里被杀或被驱逐,农民们发泄着自己的愤怒与仇恨。
[2]
特别是在农村,“政治宣传活动”主要着眼于让农民支持他们持怀疑态度的进一步集体化计划。正是土地连确保基本生存都不够的小农用他们非理性的喋喋不休坚持“自主”和对“其土地”的处分权。政治宣传想对此展开斗争,他们向农民形象地描述了按照社会主义方式对农村生活进行组织带来的物质上的好处:原来遭受奴役、遭受高利贷和高息税剥削的悲惨的人们将成为农村集体的成员,这个集体要辛勤劳作,但劳动成果却足以保障生活。
[3] 在一个多数人刚刚学习识字又没有大众传媒的国家,采取的是宣传剧的形式。在中国,戏剧与戏曲一直具有特殊的意义,共产党人对此加以利用,将自己的思想带到人民中去,这说明了戏剧的特殊意义及其日后在文革中引发的争议。
[4] 有关该问题可参阅:人民-丰富的抽象(Das Volk – eine furchtbare Abstraktion),相反的立场,1/2006: 87页及下。
[5]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活动上的讲话(1957年11月6日), 引自:毛主席语录(毛泽东,1968年:52))。
[6] “右派”这一概念原本出自共产党惯以进行内部辩论的词汇(参阅I.2章的‘理论与实践’)。1949年,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自那以来,它将以其名义行动这一要求的对象扩大到了“人民”。它不断声称自己以“人民群众”的名义讲话与行动,却没有真正为向群众宣传自己的事业,在运动中,它将人民群众视为党员,并在此意义上追究其责任。
[7]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也将资产阶级对作为“有益统治”的国家权力的理想作为实际的行动命令,这明显是矛盾,因为如果国家真地对所有人有益,那么为何还需要“武力”和“统治”?它们又针对谁呢?
[8]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共有8个政党合并成立了统一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以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参阅Heilmann 2002: 142。
[9] 国家机构的议程原则上与党的决议一致,从总理到政府及其各部委直到行政部门,公职均由党员担任,领导人既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也担任国家最高职务。在很大程度上,党和国家部门之间有关计划和管理权限/税收分配等的信息流和决策过程在这一双重基础上非正式运行。
[1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共产党人非常重视生动的中国传统(认真地向外国访问者展示封建王朝时代的文物和寺庙等,彰显“中央帝国”中国的古老以及文明成果)。只是在文革期间,才将这些谴责为“资产阶级思想”。
[11] 计划部门普遍制订“定额”,各劳动集体在此基础之上自行确定具体的计划目标,在区级备案。
[12] Lesetipp: “人民—一个丰富的抽象”(Das Volk – eine furchtbare Abstraktion),载于相反的立场,1/2006
[13] 正如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一样,引起公众注意的批评者首先是知识分子与大学生。中学毕业生和大学生对无望上大学和担任公职提出了批评,他们同“知识分子”一起对缺乏思想与言论自由以及中国屈从苏联利益(!)提出了批评,参阅Hsia 1971:第47页及下。
[14] 这种对偏倚做出规定的制度有别于西方民主国家。在西方民主国家,能够并且应当始终向执政党与政治家表明他们在何种程度上未能足够成功地管理无疑美好的国家目标,即把“他们的事情”搞坏了,西方称之为批评。
[15] 社会主义国家不象资产阶级国家那样舒服,后者作为所有权的“单纯”捍卫者似乎置身社会的各种对立之外,反之,弱势利益的所有“呼救声”也都向国家发出。
[16] 赫鲁晓夫提出的口号是社会主义将“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该口号充满热情地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纲领的愚蠢于一身:作为资本主义的对手,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希望证明自己比他们所批评的经济方式更好呢?显然,他们只是将自己的制度理解为更好地完成贯穿整个历史的民族任务的替代性道路,早就将有关共产主义社会其它与此截然不同的目标的设想束之高阁。
[17] 比较:1950年生产了10万吨钢,1957年的钢产量为460万吨。参阅Erbe 1958年。
[18] 反对人口不加控制增长的经济学家马寅初被指责为“马尔萨斯主义”,并被打成“右派”。首先是毛泽东,他对党内有关必须进行生产粮食的考虑置若罔闻,认为人口众多是中国的特殊生产力。
[19] 1953年,斯大林在莫斯科去世,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开始对斯大林提出批评,除了进行政治谴责,还对经济决定进行了攻击(重工业绝对优先,集中)。1957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下列问题,即“我们能否避免苏联的弯路,比他们做得更快更好呢?”(BR:
234)。他指的是苏联高度集中调控的计划经济,早在1956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扩大区域化,扩大地方机关的权限以及赋予企业和贸易部门更多独立决策自由等决议已经与此拉开了距离。“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选第五卷,第329页)
[20] 苏联撤回技术人员,将未完成的项目留给了中国人。为了摆脱苏联的影响,人民共和国立刻开始偿付苏联贷款,有些是采取实物形式,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饥荒。苏联毁约的原因及中方反应详见第一部分第八章“与苏联的友谊与决裂”。
[21] 这是“大跃进”的重要后果之一,的确发展起来了类似农业工业的东西。这是人们所希望的,但它却产生了另外一个出人意料的副作用:农村企业将贫穷的、必须挣外快的农民视作取之不竭的储备大军。凭借低工资,它们对城市工业形成了真正的竞争,葬送了国家定价,由此也葬送了整个经济计划。参见Wang-cheng Zhang 2003年,第152页及下。
[22]
大学生们对学习条件怨声载道,他们同样不满的是看不到至少作为辛苦劳作的报酬得到适当使用和薪酬的前景。人民公社组织征用大部分农民参加大项目建设,其结果是延长了他们的劳动时间。地方党的干部强迫人们参加各种项目,有些是毫无意义和非生产性的,目的是“炫耀”自己实现了更好的数字。许多地方的农民千方百计向城市迁移,以期通过在工厂工作改善农村难以保障的生存。在城市,工厂工人则抱怨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差,工资低以及供应不足。此外,工厂里享受不到供应的临时工也有怨气。参阅Hsia,1971年,第116页及下;CL,834页及下。
[23] 1953(!)年开始,共产党开始了多次失败的反腐运动。
[24] 8届11中全会决议,1966年8月12日,引自Bauer 1971: 80。
[25] “大跃进”时期,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大规模的民用项目。1959年,国防部长对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运动失败应归咎于目标过高以及过于仓促草率的实施。这一批评未能获得党内支持,林彪取代了他的职务。
[26] 军队有部分人,主要是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倒台前一直支持中国在苏联核导弹的保护伞下加速进步(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与苏联保持密切和没有冲突的关系),想把人民解放军当成“正规军”领导,其他军人(如新任国防部长林彪)则支持发展中国自己的独立核武装,考虑到有可能爆发游击战争,这些人寄希望于建立民兵,延长服役期,强调政治教育(“红”比“专”更重要)。参阅文化大革命和人民解放军等主题词,CL: 410,
820。
[27] 1966年,1100万红卫兵来到北京,光是照料他们的官兵就达10万人。
[28] 这场新运动的名称是因为它的确开始于文化领域(特别是针对因1961年上演的诗人与作家吴晗创作的“海瑞罢官”
一剧),负责这场文化斗争的主要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尽管中国无产阶级同农民相比仅是极少数,但这场运动仍被尊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要归功于毛泽东的兴趣。首先,他希望将自己的路线直接并入工人运动的传统,从而摆脱党内的任何批评。其次,他想强调这里发言的只是纯粹的不掺假的工人阶级,它针对的是所有破坏“它的”革命的企图。不过,毛泽东可能在这一运动中也表达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中国”观,中国完全工业化,中国人民谦虚、没有高要求和勤奋,即是“无产阶级的”。
[29] 当然,这其中也有饱受折磨的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幼稚的复仇渴望,这些人突然看到自己有权将他们憎恨的权威们从高高在上的地位拉下来,同样,也有人利用这种混乱的状况宣泄各种私仇......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革命充分暴露出亲爱的人民一旦看到自己被认定是正确的并且可以肆意发泄时,是多么卑鄙和好武。
[30]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与下乡者之间建立了友谊(参阅记者Jack
Chen的报道“幸福村的一年”,陈,1973年)。这些人与人之间美好的经历(也有大量反面报道,如反对知识分子的粗暴与敌意)基本不能改变整场运动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谎言,从以下事实中便可以看出这一谎言:那些“向人民学习的”干部得到严格的命令,要象严守国家秘密那样向贫困的村民们隐瞒自己的收入,不要用自己的钱把村里小店的东西全部买空,不要炫耀自己的财产从而引起妒嫉等。
[31] 也涉及到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所有大使都被召回北京,重新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指示。在北京,红卫兵冲击了英国公使馆,引发了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场危机。
[32] “我们想造反,造反,还是造反!我们要扫除一切害虫,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所有反动派打倒在地。我们要打他们,打,还是打!(...)我们要推翻旧世界,建立一个毛泽东思想照亮的新的红色世界。(...)我们告诉你们(‘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不想和你们共存,我们想做打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德语广播,1967年2月13日,引自Domes,1967: 98)
[33] 但毛泽东没有被发生内战的风险吓倒。“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73岁生日这天,当着中央文革小组的面发表了1967年发动全面全国内战的祝酒辞。”(主题词文革,CL: 410)
[34] “林彪同志!必须动用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 所谓的“不干预”是错误的。必须用新的命令代替以前的指令...... 我请你执行。”(毛泽东,引自Domes 1967: 46)
[35] 他们表面上支持红卫兵的革命敦促,但另一方面,他们事实上奉行的口号是不将那些接受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员看成“敌人”。
[36] 摘自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文献,197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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