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邓的路线:用物质刺激发展生产力
 

本章着重于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的改革。为了推动中国的发展,邓与他以前的同志以及反对他的不同路线者联合起来。


问题:他对毛作出了怎样的评价?邓如何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拥护者?


论点: 邓依靠“物质刺激”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西方的帮助。


后果: 邓小平愿意将共产党政治进行“去意识形态化”,也因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向做好了准备。

周恩来和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始了他们自己称之为“历史性的”转折。党认为从某些方面来看确有必要进行转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之后整整十年的混乱与斗争的结果是中国的状况及共产党的处境相当脆弱。农村生产和工业生产均有待提高,北京的中央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各省及直辖市,中央政府的命令得不到执行,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的税收也没有上缴给中央政府。文革期间及文革之后发生的类似内战的争斗令共产党人的形象及人民对其政策的信任度大幅下降。人民共和国能否在遭到进攻时(他们事实上非常担心来自苏联方面的进攻)进行自卫似乎颇成问题。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公开的共产主义批评,或者说即使有,也未能获得成功。无论如何,它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那样一来,它必须反对人民共和国的所有精华:

  • 规定的共产主义和民族的统一,

  • 让群众的劳动与生活服从宏伟的民族建设纲领
  • 通过荒谬和群众暴力运动以及劳改进行道德教育活动。 执政的共产党接下来的想法和做法都与此不同。在“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口号下,共产党开始将全国的彻底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开始了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党开始认真纠正‘文革’前和‘文革’中所犯的左倾错误,重新根据马克思主义确定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

(......)会议决定摒弃不再符合中国历史现实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从1979年开始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定。”(北京周报:448)

这一次,党再一次而且是彻底摆脱了文革的左倾“错误”,[1] 宣布毛泽东政治和阶级斗争挂帅的口号落后于历史发展,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令人惊讶的是,中央委员会宣布对自己政策进行彻底转变的决议没有说明任何理由。文革期间“左倾分子”的严重错误是什么,阶级斗争为何在做了几十年的“纲”(不管人们对此做何理解)之后突然“不再符合”“中国的历史现实”,这一切都不得而知。党对党员和人民进行了安慰,表示“认真”对待所有问题,“重新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做决定,对“错误的东西”当然会进行批评,此外,还宣布了新的总路线,即“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一来,共产党便提出了主张,在一个与内战擦肩而过的国家,任何人都能够或者更确切地说都必须服从新的口号,无论是持有左的或右的看法的党员、普通工人、农民还是表示怀疑的知识分子,[2] 因为“现代化”这个把一切都做得更好的承诺是令人无法反驳的术语。至于应当实现什么“现代化”特别是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则同样令人奇怪地不清楚,这完全是有意而为之,因为党内对此没有达成共识。此处不探讨共产党内各个派别此时(1960年代就已经“发明了”“四化”这个说法)以及在以后的时间里对此产生的辩论。不过,在这些权力斗争中,邓小平凭借他的“现代化”思想取得了成功,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天大的笑话,因为这样一来,被毛泽东多次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遭到冷遇的邓小平便为中国过渡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邓小平, 

 

在法国留学并在工厂勤工俭学时加入共产党,曾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求学,参加过长征,是内战时期人民解放军最成功的领导人之一。1949年以后,担任多个要职,包括共产党总书记。在大跃进之后的党内斗争中,邓小平和刘少奇成功地取消了村公社中的许多集体化措施。“现在关键在于提高粮食产量。只要能够增产,个人的积极性也是允许的。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Franz 1987:172)这句名言便出自那个时期。这样一来,邓小平就向动员中国群众表现出革命奉献精神的毛泽东路线发起了挑战。在他看来,这场耗费巨大的道德运动不但没有带来任何效果,相反还危及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的成功:“在成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们发动了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每一次的结果都是耽误了许多领域的进步,使许多人遭受冤屈。”(选集:269)“大跃进”之后生产急剧下降,对此加以修正的方式应是进一步发挥个人的物质兴趣作为社会生产成功杠杆的作用,而不是民族的革命的牺牲精神,除了这种精神带来的令人失望的结果,邓小平并没有对此表示反对!“三个自由”让农民又能够经营自留地,从事个人副业并且在自由市场上销售自己的产品。在文革中,邓小平因为这一被人称为“务实的”政策而被毛泽东抨击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剥夺了他的权力。不过,毛泽东1973年又亲自把他召了回来--“邓小平同志具有罕见的天赋。他在战场上建立了功勋,是反对苏修的坚定战士,也懂些经济和军事。”« (Franz 1987:246)在文革之后仍未摆脱内战危险的情况下,邓小平的任务是作为总参谋长对军队进行改革,特别是让军队遵守党的路线。1976年4月(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再次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因为中央政治局“坚信”邓小平的问题已经成为敌我矛盾”(同上,269)。 1977年,迫于党内压力,华国锋为其平反。

 

历史的第一个讽刺在于,毛泽东对自己的老战友邓小平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倾向的警告最终是正确的,尽管他对此的理解不同。毛泽东通过这些阶级斗争的口号对党和人民安于现状,追求小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提出了批评,批评他们没有始终忘我地用炽热的革命之心投入共产主义建设。含义更深的历史的讽刺则在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开创的社会主义成为了邓小平和众多共产党员开启的过渡的唯一突破口。对于中国以后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的外交转折,即同美国建交以及在此之后从1972年开始与西方国家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是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进行的,其主导动机是在与苏联存在强烈敌意的时期实现民族自立(详见第一部分第8章“与苏联的友谊和决裂”)。邓小平本人在1976年以后也仍然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说,他是凭着一腔良知发起了在他看来必须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回头来看,这对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投下了糟糕的影子,毛泽东和邓小平尽管进行了激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但他们在核心问题上却相当一致。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

  • 将中国从掠夺和统治它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中解放出来
  • 反对相互竞争的军阀和腐败政党的私利,将支离破碎的国家统一起来,
     
  • 发展生产力,将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在共产党领导人眼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优越,因为由国家组织生产,因此也能在全国范围管理生产出来的财富,而不会任其分散地落入少数人手中。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专政”就能让全社会齐心协力,而不是各阶级和竞争者相互对立,

  • 最后是群众公平参与国家的物质和文化进步。 就这一纲领来说,邓小平对三十年社会主义进行了总结,与共产党对自己及国家取得的进步惯有的颂歌不同 [3],邓小平得出了清醒的结论。

  • 比 如 钢 铁 工 人 劳 动 那 样重 ,而 蔬 菜 少 、 肉 类 缺 , 基 本 条 件 都 保 证 不 了 , 这 样 的 问 题 就 必须 具 体 地 去 研 究 解 决 。(......)现在搞重体力劳动还很艰苦,不搞好职工生活不行。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文选:40及下,这已经是相当严厉的坦承了。邓小平在这里极为坦诚地谈到了共产党为何应当关心中国工人能吃到多少东西。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如果一个工农国家忽略了从事生产的群众的生活水平,如果共产党司空见惯的做法是把群众对此的抱怨当作单纯的“牢骚”而敷衍了事,那么从制度上一定有什么不对头。)

  • “我们生产的技术水平是怎样的呢?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祖先的成就极大坚定了我们赶超世界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选集:116及下)

他发现社会主义经济在取得最初成就后便陷入了停滞。[4] 人民的营养有待改善,中国各种工业的发展都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和苏联,这是邓小平衡量中国进步的标准。1978年,中国必须进口大量粮食,许多农村地区的农民起而反抗人民公社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就连内战中获得的国家统一与独立性也受到了威胁,因为文革使共产党的权力遭到了广泛的攻击。“情况混乱。行政部门再也无力征税。农民可以消费自己生产的所有东西,并在黑市上销售自己的产品。”(文革中,共产党在军事上依靠内战中最可靠的盟友农民的帮助才打压住失控的红色造反派们。为此,农民要求获得物质上的好处,特别是要求重新获得农民的真正自由,编者按)“事实上,四人帮时期是私人小农经济和农村自由市场空前繁荣的时期。后来,人们意识到那些--按照官方术语来说左的--年事实上与私人交流网络和家庭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参阅第二部分第二章:”农业私有化“,编者按)。”[5] 1970年代中期,四分之一的农产品是由人民公社之外的集体经济生产的。中央对工业生产进行干预的可能性也与此相似:“由于文革中的分权,中央计划机器的规模大幅减少,1970年代初期时的工作人员仅相当于此前水平的12%。1976年,仅有2%的国有企业直接归属中央。1978年,中央政府税收占总税收的比例为15.5%。”(Hyekyung Cho 2005:54)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邓小平为了解文革后中国的真实情况进行了一次考察,考察结束后他发现:“军队当权派将发起战争,整个国家将陷入混乱。”(引自,Franz 1987:248)[6] 

原因探究

 

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现状及进步不足感到失望。就这一爱国主义结论而言,邓小平和毛泽东高度一致,但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上,他的看法则不同于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原因在于主观因素的破坏性作用,即多次提及的资产阶级倾向,他认为必须战胜这些倾向,而邓小平则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普遍的弊端,即人民共和国未能取得生产率的进步。  

 

尽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应成为较资本主义国家更快推动国家发展的保障,但情况却如此糟糕,这令邓小平陷入深思。邓小平向自己提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 [7] 相比缺少什么的问题,他找到了三个答案:不尊重科学技术、错误的“平均主义“以及与其它国家先进生产方式相隔绝导致了人民共和国走入死胡同:

  • “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仅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专业知识与技能。无论担任什么工作,都必须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与能力。”« (文选:282)“‘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毛泽东同志提倡知识分子必须又红又专(......)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同上,118)

  • “我们不同意林彪和‘四人帮’鼓吹的那些荒谬的反动论点,所谓‘贫穷社会主义’纲领,‘向更高阶段的贫穷过渡’或者‘在贫穷中搞革命。(......)我们赞成‘按劳分配’原则,赞成对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与组织进行公开表扬并给予物质鼓励。我们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艰苦劳动获得较高收入,比其他人先富起来。我们坚持这个立场。”(同上,269)

  •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耽误了我们很多时间。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同上,116页及下。)“我们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的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例如,现代生产管理也是一种科学,技术和科学对所有社会和国家都有利。我们希望引进先进技术、科学和管理经理,使其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这些东西本身没有阶级性。”(同上,382)

毛泽东狂热地认为“红色”思想能够也必须“移山”,邓小平则断定“在本世纪末,也就是在未来25年中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同上,10)的目标仅靠革命意志是无法实现的。革命之后,共产党必须赢得生产斗争的胜利,这个目标在他看来同“阶级中立”这件事情同样重要,必须将其从毛泽东和文革一直追求的不断意识形态化中解放出来,为此,邓小平有意识地要求打破毛泽东和文革的某些禁忌。党首先应当放弃认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8] 的态度,其次应当弱化“自力更生”这句倔强的口号,毛泽东希望借此口号拒绝西方帝国主义的要求而保持中国的独立,后来也希望对苏联保持中国的独立。

因为邓小平认为中国不再需要完全与世隔绝。朝鲜战争之后,人民共和国在与印度(1962年)和苏联(1969年)的边界争执中站稳了脚跟,1964年起拥有核弹,是联合国成员国(1971年),通过与美国建交(1972年)争取到了针对苏联的“战略对抗力量”。邓小平本人1974年在联合国介绍了“三个世界”理论,鉴于这种形势,他现在回顾往昔时批评了对西方影响的担忧,认为这种担忧是多余的,认为“四人帮”当时正是出于这种担忧将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

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寄希望于一定程度的开放,希望在苏联停止了对中国工业建设提供的“兄弟援助”之后能够借助西方资本主义的帮助推进中国的“生产”。生产过程应当有利于谁,如何组织生产过程,改革者们显然根本不想也不必就此进行讨论,对于影响生产过程的组织与设计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他们则简单地将这一点解释为无足轻重。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最后产生尽可能大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结果--邓小平的目标是2000年人均生产总值翻两番。对他来说,这就是“事实”,为此,必须对生产进行“现代”“管理”。从这一“务实”角度出发,他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在技术上的应用与要求重新引进物质刺激与差别的要求同样重要,两者都应当让生产者有能力做出更多的成绩,也应鼓励他们如此,因为“先进国家”这一点显然令邓小平无比钦佩,“落后的”中国应当向这些国家“学习”:学习他们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资本主义国家借助这一切让他们的工人和农民创造出了比社会主义用其枯燥重复的建设口号多得多的东西。

“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有效运作的政党及其权力


这样一来,早于苏联集团成员国10年,而且完全没有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对国家资产负债表及社会主义内部劳动分工产生的瓦解作(参阅Held1982,1992),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成员得出了社会主义中国应当为了自己民族进步的利益照搬并实际接受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这一结论。在此,邓小平自由地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服务于同一目标即发展和财富生产的替代性方法的汇总,他想从这些方法构件中摸索出“不符合世界上已有的任何已知模式的独特发展战略。”(邓小平,引自当代中国研究 4/92)


作为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明白自己有关“四化”的设想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具备某些前提条件。归根结底,中国想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也就是说,要对各方面都比自己优越的“洋鬼子”妥协。对于乐于改革的共产党人来说,历历在目提醒着他们的不仅是中国自己作为半殖民地的不独立历史,近年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也让他们清楚地看到必须极其谨慎地开始自己的这一计划。就算1978年的中国面临着不同的前提条件,这件事情也是棘手的,因为这是“骑虎”。


因此,为了对外保证民族的独立,将中国的开放作为民族的一种手段, 对内确保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前提条件。

 

  • 向资本主义学习并不意味着采取民主。在这个问题上,在苏联改革遭到失败之前很久,邓小平就是明确支持共产党权力垄断的党员。在理论上,针对“盲目相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他从目的论和实践上断定:“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在中国的一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文选:287)还有,“没有这个党,我们的国家就会分裂,就将一事无成。这是各族人民群众经过长期斗争深刻认识到的一个真理。”(同上,370)
    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对于中国的建设没有任何好处:“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同上,288)因此,邓小平想把所有认为经济上的新路线应当伴随通往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可能思想都扼杀在萌芽中。在他的倡议下,民主异见分子魏京生1979年被捕,并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以儆效尤。1980年2月,宪法第45条有关“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张贴墙报和大辩论”的规定被取消。[9]

  • 为了能够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垄断,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条件,首先必须恢复党的统一与团结,因此,邓小平派首先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思结束党内的权力之争。在“四人帮”事实上遭到冷遇之后,邓小平战胜了华国锋及其根据陈旧的毛泽东思想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观点(动员自己的力量,加倍努力,“学大寨”等)。他说服了党,让党相信只有他的经济改革才能让国家取得迅速进步。重要的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经济成功为所有措施进行了辩护,这样一来,邓小平便搬出了毛泽东,为的是借助“伟大领袖”的威望结束“持续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路线。

 

对已经去世的毛泽东的评价引发的党内争执也与此相似。经过长期争吵,邓小平绞尽脑汁想出来的“三七开”解决办法获得了成功(七分功,三分过):“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邓小平接受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文选,373页及下。

 

  • 由于中华民族的一切进步都首先取决于共产党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保持领导与统一,因此,邓小平认为内部革新进程是不可避免的。
    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几年群众给予党的威望与信任大幅下降。“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 顶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O年、一九六一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面,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很值得回忆的。两千多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线,讲清楚 道理,大家并不埋怨。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文选:288及下)共产党的威信下降,这使它面临着丧失更多实际号召力的危险,当邓小平考虑到他的改革将妨 碍社会各种可能的既得利益时,这一点就更令他苦恼了,因此,他在多次讲话中批评了那些除了高举“红旗”之外什么事情也不做的死气沉沉的干部。[10] 他要求党实现平稳的新老交替,第一代同志应当让出位子,放弃权力地位和物质特权,将领导权交由“有魄力”的年轻干部。
    于是,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对其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现代化”,并且进行得很彻底。同所有其它政治家命令人民进行改革的国家一样,在中国有一点也是不言而喻的,即一切有利于“人民”,也就说是受人民的委托:
    “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 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 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文选:160)

[1] “四人帮”是一个极左集团,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也是其成员,该集团要求继续文革,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其成员被捕,遭到冷遇。

[2]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邓小平文选,192)

[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运动取得的伟大胜利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群众对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学大寨运动中,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力量发起了有力的进攻,其结果是迎来了无产阶级力量的极大兴起和资本主义力量的极大打击。(...) 这一切都表明(!)在全国建设大寨县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华国锋,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1975:6ff.; 可参见上文第69页)

[4] “1978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几乎与1957年相同。20年间,其它农产品的供应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 此外,1978年时,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Hüssen 1991: 20)除了住房,城市居民的供应状况比农村居民要好很多。

[5] 引自对经济部前官员关步僚(音译)的采访,载于Reeve 2000: 70。

[6] 军队的现状(“臃肿、松懈、自满、铺张和懈怠“(文选:25)及“军工企业”的成就同样令他深思”(文选:38页及下)。

[7] Böke指出,邓小平在此也将人民共和国与亚洲四“虎”(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做了比较。“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独立于世界市场发展之外的‘自动调适’型发展的成功模式,现在,台湾和韩国则成了通过利用国际分工变化融入世界市场的典范。”(Böke 2007: 145)

[8] “臭老九”是阶级敌人系列的第九个标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内奸及‘走资派’,引自:邓小平文选,460, 脚注8),它将知识分子归类为旧社会精英的潜在同盟,认为这些人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参见上文,第48页。

 

[9] 1978年,在与华国锋的权力斗争中,邓小平还对贴有反对毛泽东墙报的北京“民主墙”表示支持,认为党内考虑禁止是“引起恐慌”:“有些人感觉天要塌了。”(引自Franz 1987:287)

 

[10] “现在国际国内普遍都感觉到我们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办事拖拉,到处靠开会画圈过日子,许多问题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拖到半年解决不了。这样还搞什么四个现代化!”(...) 办法是什么?就是要改变干部缺少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状态。现在我们的干部是不是多,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各行各业,一千八百万干部,就绝对数字来说,并不算多。问题是干部构成不合理,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文选:282页及下)